相傳後來浮丘伯得道成仙，後世將其與安期生、洪崖等人作為仙人的代稱，《相鶴經》自然成了浮丘伯得道的代表作。傳說浮丘伯將《相鶴經》傳給了王子晉，西漢崔文子向王子晉學道，得到了《相鶴經》的文字，後遊學到嵩山，藏在嵩山石室中。後淮南八公采藥得之，遂傳於世。後世的《相鶴經》已經曆代愛鶴之士的增刪修改，不斷完善，但宗旨原神一定是浮丘伯的。秦漢時期的蟲魚類專著，較著名的如朱仲的《相貝經》。至宋代，蟲魚類的專著比較多，北宋陳景元所輯的《相鶴經》是我國最早的輯佚之書。另外，如賈似道著有《促織經》，傅肱著有《蟹譜》，高似孫著有《蟹略》。
賈似道是宋理宗時的丞相，他的《促織經》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促織經》共兩卷，分論賦、論形、論色、決勝、論養、論鬥、論病等諸章，係統描寫了蟋蟀的種類、形態、養法等，對蟋蟀進行了詳盡的論述。
蟹之美麗，不僅在其美味，更在於其融入到曆史文化的方方麵麵，已經點點滴滴地融入了人們的文化生活裏。
我國曆史上有關蟹的譜錄，主要有北宋傅肱的《蟹譜》、南宋高似孫的《蟹略》。二書前後相繼，各有所長，互相輝映。
傅肱字自翼，其自署曰怪山。著有《蟹譜》二卷，共6000字左右，分總論、上篇、下篇及紀賦詠4個部分；總論言簡意賅、形象生動，是一篇可圈可點的記錄蟹況的散文。
《蟹譜》上篇摭拾舊文42條，視野甚為廣闊，將蟹又稱“郭索”“無腸公子”、春秋吳國的“稻蟹不遺種”、東晉畢卓最早倡導酒蟹匹配“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等話題從典籍中挖出，更加引人矚目，是對蟹文化的第一次鉤稽。
而下篇則為傅肱自記見聞，廣集北宋蟹事23條，在當時是鮮活的記錄，既是珍貴的史料，亦為該書最有價值的部分；紀賦詠抄錄了唐代詩人皮日休和陸龜蒙一贈一答的兩首詠蟹詩。
傅肱推原曆史，排比現狀，使《蟹譜》成為開山之作，為曆代許多叢書所收錄，所引《唐韻》17條亦成了我國古代韻書的“活化石”，其零星的影響自不待言。
高似孫的《蟹略》約2萬字，共分為4卷。除“郭索傳”外為12門，每門之下分條記載，多取蟹字為條目名稱，後係以典籍語錄和詩人詩句，較之《蟹譜》，篇幅更多，分條更細，材料亦更為豐富。
高似孫的銳意搜索和繁富采摭，也使得《蟹略》有了極強的輯佚作用，且不論其對《事始》、《三國典略》等史籍部分史述的存留，單其所涉306首、句詩篇中，包括劉攽、曾幾等人逸詩26首，獨具文獻價值。
到了明代，比較著名的動物類專著如黃省曾的《養魚經》，楊慎的《異魚圖讚》。
黃省曾是明代著名學者，一生著述頗豐，內容涉及經學、史學、地理、農學等多方麵，其《養魚經》又名《種魚經》《魚經》，刊行於1573年至1618年間。全書共3篇：一之種、二之法、三之江海諸品，分別講魚秧、養魚的方法及魚的種類。書中記述了鱘、鱸、鰳、鯧等19種魚類，主要記載魚苗培育、成魚飼養及長江下遊海水魚類和淡水魚類的性狀，反映了明代後期蘇南地區的養魚技術。
此外，書中“鬻時可去大而存小”、投餌“須有定時”的記載，說明明代已有“輪捕輪放”和投飼“四定”即定質、定量、定時、定位等養魚技術。
此書還最早記載了我國的鯔魚半鹹水人工養殖活動。尤其書中還指出河豚的毒性、鑒別和解毒之法：
有大毒能殺人，無頰無鱗，與口目能開合，能作聲，是鱗中之毒品也。凡烹調也，腹之子、目之精、脊之血必盡棄之……俱不可食。凡洗宜極淨，煮宜極熱，治之不中度，不熟，則毒於人。中其毒者，水調槐花末或龍腦水，或至寶丹，或橄欖子，皆可解也。
可見，當時人們不但已了解河豚的毒性，而且在鑒別與解毒方麵，都積累了豐富的知識。
此外，黃省曾還著有《獸經》1卷，《蠶經》1卷，與他的《稻經》、《魚經》合稱為《農圃四書》。
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楊慎的《異魚圖讚》是我國古代一部重要的魚類著作，寫於1544年，《異魚圖讚》為楊慎考訂博物之名著，文章淵雅。楊慎在《異魚圖讚引》中雲：
有西州畫史，錄南朝《異魚圖》將補繪之。予閱其名多舛錯，文不雅馴，乃取萬震、沈懷遠之物誌，效郭璞、張駿之讚體，或述其成製，或演以新文。其辭質而不文，明而不晦，簡而易盡，韻而易諷，句中足征，言表即見……
《異魚圖讚》中的“讚”，文風古雅，在“題”中，憑借其廣博的學識，較為廣泛地征引典籍加以解釋說明，既在內容上突出異魚之獨特性，更注重廣泛地引用以資證明，不僅僅是對所記對象的形狀的說明和描摹。
清代胡世安根據楊慎的《異魚圖讚》，著有《異魚圖讚箋》、《異魚圖讚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