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為有源頭活水來
早年我在紹興城裏遊走，也曾走進過筆飛弄的蔡元培故居。
我曾經在填各種表格的“籍貫”一欄裏，糾結過好長時間，究竟是填紹興還是杭州呢？
明明白白的，我父母和祖父祖母都是紹興孫端人，爺爺家到外祖父外祖母家也不超過五分鍾，印象中也就隔了幾個大台門，那是我從快樂奔向另一個快樂的必經之路,所以我填紹興是理所應當的，隻是後來要跟人解釋半天也麻煩。也有人跟我開玩笑，讓我說幾句紹興話試試看，這個時候我的表情雖不像孔乙己般的尷尬，但也跟問我“知不知道朦朧詩是怎麼回事”是一樣的，而真到接近鄉音未改鬢毛衰的年紀，對血脈和基因中的某些東西又多了些認同和歸依，因為我知道，田園將蕪，故鄉不再，這不是因為戰爭，而是比戰爭更為迅猛和慘烈的革命和建設。這個時候我筆下的紹興二字，一定不是高樓大廈以及類似的國際廣場什麼的，因為這你比不過美國甚至比不過迪拜，作為故鄉的紹興，它一定是小橋流水黴幹菜，秋瑾魯迅蔡元培。這裏除了感慨之外，我也還得解釋,我還得倒出不少掌故。就我的興趣來說,我已經不好臥薪嚐膽、王羲之以及徐文長這一口，我隻是覺得民國這一壇陳年黃酒，就足夠我喝的了。
說起紹興的名家誌士，動刀動槍的，就有王金發、陶成章、徐錫麟、秋瑾、陳伯平這一路的，他們真正是我以我血薦軒轅。想到這些先烈，誰敢說紹興人隻好幕僚師爺刀筆吏？而文的一路，邵力子、經亨頤、許壽裳、周氏兄弟、劉大白、孫氏兄弟，仔細一探文脈來路，似乎都跟蔡元培有所關聯，有人甚至說出“沒有蔡元培就沒有魯迅”這樣的話語，把話都說絕了，其實魯迅生前自己沒有說過這樣的話，倒是其學生兼妻子的許廣平還是心存感激的，在《魯迅全集》終得出版之際，她曾這樣撰文道——“蔡先生文章道德，海內傳頌，魯迅先生一生深蒙提掖，此次更承為全集作序，知何宗尚，魯迅先生有知，亦必含笑九泉，豈徒私人之感幸。”說“一生深蒙提掖”,這是何等重的話語啊,一個大師提掖另一個大師,這本來就是佳話。
扯遠了說，蔡元培早年是文武都來的，兩手抓兩手都硬的。反清的時候，他曾是個暴力革命的信徒，研製炸藥，企圖用炸彈炸掉黑暗的舊中國；其言其行，甚為前衛。蔡元培還曾是上海光複會的首任會長，而同鄉陶成章即是副會長，所以這個源頭也是可以算在蔡元培身上的。而光複會從某種程度上就是暗殺會，後來因孫中山先生的建議而合並同類項又成立同盟會，孫先生是職業革命家，這一點蔡先生跟他還是有區別的。
隻是後來蔡先生才覺得要用科學和教育來救中國和建中國，於是遂成一代大師。這個當年的翰林，是從舊堡壘中殺出來的，現在我們來看那個時代有成就的人，無不是從舊體製中出來的，蕭山的沈定一也是這樣，都是做著清朝的官，然後就起來反清了，這不像徐錫麟，是早有圖謀潛伏在清府裏的。其實你看袁世凱又何嚐不是呢，雖然他最後是稱過帝，但我以為還是不能否定他前麵的革命行為,不能說他一開始革命就是為了稱帝的。但那個時候大家都在探討救中國的路子,沒有哪一個人能做總設計師的，都在淌在石頭過河，有些是淌著淌著倒下了，有的是偏航或掉頭上岸了。那個時候當然也允許有各種路子的存在,更不能是勝者為王敗者寇。我們一直來好給人貼標簽，喜歡簡單化符號化，把複雜的事情給簡單化，然後又把簡單的事情給複雜化。
我曾經看過不少寫蔡元培早年的文章，比如周作人，比如曹聚仁，他們文中都說蔡元培早年是個怪才，這個怪在紹興城裏的讀書人那裏都似有所聞，好像是說他寫的八股文也跟人不一樣，但再怎麼不一樣,那也是八股文呀,且也得有人欣賞才好。這也就是說在那個體製裏，還是允許讀書人怪一點的，這在今天叫作特立獨行。請注意，蔡元培1892年在參加殿試策論的文章題目是叫《西藏的地理位置》。這一百年前似乎還沒有《國家地理》的雜誌吧，一個讀書人如果沒有全局胸懷，大約是做不好這篇文章的,雖然他做的也是八股文。說白了，八股文隻是一種形式，而今天之八股,則完全是一篇篇正確的廢話,這就是指內容，就是內容上基本不講人話,真不知這些官員跟老婆和情人孩子是不是也這樣說話的。
這裏有個例證，是說蔡先生在1896年回紹興居住時，閱讀的書籍就有——
1月30日，閱《日本史略》，彼國阿波岡本監甫著（筆者注：原文如此）……
《日本師船考》，沈敦和(仲禮)著。
《盛世危言》，香山鄭觀應(陶齋)著。以西製為質，而集古籍及近世利病發揮之。時之言變法者，條目略具矣。
2月2日，閱《電學源流》、《電學綱目》、《電學入門》、《電學問答》。
2月5日，閱《光學量光力器圖說》畢。10月10日，閱梁卓如“《西學書目表》，區書名，撰譯人，刻印書，本數、價直、識語六品，甚便翻檢。識話皆實。”至梁著“《讀西學書法》，則取識語，演簡為繁耳。末篇立意本正，而竄入本師康有為悖謬之言，為可恨也。”（出自《紹興文史資料選輯》第七輯謝德銑先生的文章《蔡元培先生在紹興》）
在舊體製中浸淫多年，尤其經曆了甲午海戰的慘敗，蔡元培一定是覺得他所經營的那些文字蒼白無力，當時他在是官府裏的職位叫編修，相當於一個史官吧，他發現自己做不了司馬遷的，因為要編撰的全是國家和同胞被欺侮之事，那時的中國也一定叫泱泱大國的。那個時候蔡元培就開始讀那些國外的書以及科學常識類的書，那就是希望看得更遠更深，所以他後來把目光投向了德意誌，投向了哲學、倫理學和美學，後兩者從大概念上也都屬於哲學範疇的。
而蔡元培真要去德國留學，則要到1907年，這一年他已經是41歲了，而且在德國還得學語言，還要當家庭教師，這是很不容易的，不像魯迅他們是早早去了日本。在今天40歲上下的這個年紀是不少有錢人剛剛開始辦投資移民，而且移出去之後不管換不換太太，一般也都還要梅開二度，再生個孩子的。孩子一多，父母的責任也就重了，有責任脾氣也會好一點，所謂父性母性都是人性。
特別要注意的是，1907這一年又恰是皖浙起義徐錫麟秋瑾被砍頭的年份，這是標誌性的一年。我沒有考證過，是蔡先生出國在先，還是烈士捐軀在前。這一年清政府終於廢了科舉製，這在今天看來至少算是教育體製改革吧，動作夠大了吧，這就大大動搖了千年以來的官僚選拔製度。四年之後，皇帝垮台了。即使垮台，還得說清政府其實還是很了不起的，腐敗是一個方麵，末日的政府沒有一個不腐敗的，但那至少已經看到了腐敗，也至少已經在刮骨療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