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有個紹興幫06(1 / 2)

經亨頤:自有家釀,不食沽酒 一.為什麼要自釀美酒

人生變遷,聚散無常——這是1916年7月,經亨頤先生在浙江一師畢業生送別會上的開場白。

知了一聲,又屆暑假期矣,諸生將欣欣言歸,得敘天倫之樂——這是1917年7月,經亨頤在學年終業式上的訓辭。

光陰荏苒,經十年如一日——這是1918年5月,經亨頤在一師十周年紀念會上的開場白。

今年元旦,餘自有一訓;願為社會作馬牛——這是1918年7月,經校長在一師畢業式上的開場白。

經亨頤先生一生中一定作過無數的報告和講話,或長或短,或非講不可,或僅是應酬客套,現在僅從看到的文字,我是極喜歡他的開場白的,他的開門見山式的講話,讓我覺得這是一個很直白又很堅定的人,他不繞彎子直奔主題,雖說畢業式每年要搞,紀念會年年要開,這話講來講去也就是這麼幾句勵誌的內容,但經先生是個認真之人,他還是花樣番新地每次都要講出一個新的內容——這從他的日記中也可看出,為了這看上去拈手就來脫口而出的講話,他還是在做功課的。

經亨頤的一句名言是:自有家釀,不食沽酒。這是他的自信和高傲,是他積幾十底之功經營浙江一師的成果,也是他做事的底線,雖然他並不怎麼禁止師生們自己沽來的酒,但內心裏他隻相信自己釀的酒,即浙江一師的家釀。而本文的主旨之一是,經先生在浙江一師,到底釀了些什麼酒?這酒又醉了哪些人,哪些人是進入微醺狀態。哪些人又是“酒後鬧事”,又是哪些人因此發布了“禁酒令”?

是的,作為浙江紹興上虞人氏,經先生的酒量是超好的,據說有五六斤黃酒的量,那個年代的文人和百姓,還是喝黃酒的多吧,至少在我們江浙一帶,哪像現在熒屏上的民國戲,動輒就是喝紅酒或威士忌,這假得都離譜了。而在1919年的中國,又要多少的糧食在發酵,又有多少的酒意在醞釀,又有多少名目繁多的酒在待價而沽?

1919年的中國,不僅是一壇打開壇子的醇鬱的黃酒,當然如果從比較的層麵上說,也可說是是一瓶打開甚至打碎了的威士忌和伏特加,空氣中散發著濃烈的酒氣。

正如那些傳記所寫的某明星的入行完全是誤打誤撞那樣,經亨頤先生之於浙江一師,也是這麼一種誤打誤撞的性質。當1905年浙江廢科舉興學堂,在杭州貢院舊址興辦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時,誰也不知這個學堂該怎麼辦?但是時代潮流滾滾向前,辦新教育是大勢所趨啊!那麼好,所謂百廢待興,新生嬰兒就要呱呱墜地了,誰來做這個接生婆呢?或者說誰來做這個奶媽呢?學校之難辦絕不是從今日始,而杭州貢院前這個新學堂的難弄是大家都知道的,幾個月就要換一個校監和教務長,想要當的沒能力,有能力的最後也下課了。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學校教育總是扮演急先鋒的角色。你看看1919年、1966年莫不如此。那個時候誰也不知道該怎麼辦師範學堂,沒有經驗可以借鑒呀。不過由此也看出晚清政府也有極開明的一麵,那就說去日本找吧。可是留學生在日本都呆著好好的,誰也不願意提前回國,沒有人願意當這個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最後隻好拜托在日本的紹興同鄉會來開會決定。當時的同鄉會,權力很大,尤是對那些遊子們來說,出門在外,異國他鄉,靠什麼來維係個人和祖國和家鄉的關係,靠什麼來維係留學生之間彼此的聯係?那就是靠同鄉會。那是一個國弱民貧的時代,一個中國遊子還沒有強大到可以離開組織的。紹興一帶的民風和學風,既有刻苦耕讀的一麵,同時還有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擔當,所以想方設法去留學的人數還是頗為可觀的。可是就在紹興同鄉會開會討論誰回國來做這個兩級師範學堂的教務長時,聰明的許壽裳和錢家治(錢學森的父親)都不來參加這個會,老實的經亨頤去參加了,於是大家一致決定派經亨頤回杭州來做這個教務長。沒辦法啊,少數服從多數,個人服從組織啊,這紹興同鄉會就是一組織啊。當然更重要的一點是,經亨頤也是為自己的經濟著想,因為不管怎麼說,回來就是可以拿官餉了,何況官府也開出了條件,等把學校辦起來之後經亨頤還可回日本繼續學業,這等於由自費生變為了官派生。所以在1908年的年底,經亨頤就再赴日本完成學業,這就是條件之一,這也是經亨頤的曲線求學之路吧,因為他的家境並不寬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