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同鄉會作出決定之後，經亨頤向學校休學一年，並且還帶了兩個日本老師回國，時為1908年1月。
僅憑此舉，可見晚清末年一是人才難得，二是相當的開放，同時也說明當時的海歸也非常吃香啊！所謂相當的開放，那也有點病急亂投醫或者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味道。因為本土的鄉紳們是辦不好新型的學校的，那隻能請海歸來，於是便有了經亨頤的登台亮相。
要注意，經亨頤在日本是學理科的，其專業是物理和數學，此前也學過化學，不過他感興趣的卻是倫理，後來在校授的課也是修身方麵的，在今天大概可算是“政治”課吧。這個理科生，後來詩書印畫俱佳，學問之全簡直不可思議。
一個在日本沒有畢業的學生，一眨眼成了師範學校的教務長，是僅次於校長的角色，這個變化讓一同前來的一個日本老師很受不了。這個老師叫中桐確太郎，經亨頤還是他的學生，可是現在一到杭州，這個學生的地位竟然在他上麵了，所以他是有點看不懂的。不過當兩年後經亨頤從日本再次回來時這個日籍老師還在，說明他也還是以飯碗為重的，用今天的流行語來說，就叫“你懂的”。
而當經亨頤回日本繼續學業時，又是紹興人許壽裳接了教務長的職務，這個時候包括魯迅等都學成歸來了，準確的說他們不得不回來了，因為這些百年前的70、80後，實際上誰都不能算是富二代或官二代，就拿今天的話來說，留過洋鍍過金，那也得回來閃光了吧，至少有養家糊口之責任了。後來許壽裳在杭州發動了木瓜之役後又憤而走人，這是海歸派和國粹派的第一次交鋒，這所學校在兩年時間裏，走馬燈似的換了6個教務長，大概把能找到的能人都找來過了，這無疑也為經亨頤的再續前緣鋪下了道路。在許壽裳當教務長的時候，海歸魯迅因為沒有正式文憑，一開始隻能做日籍教師的助手，但這已經是魯迅回國後的第一桶金。當時在兩級師範學堂，海歸的老師占整個教師的三分之一以上，且還有外籍教師。
就這樣，經亨頤因為在日本參加了一次紹興同鄉會，便被同鄉會派回杭州當教務長，這在今天看來是有點匪夷所思的。也就這樣，經亨頤和杭州貢院前的這一所學校開始了一種生命中的緣份，這也就是他後來在《六十自述》中寫的“杭州初執鐸，明遠定前緣”。這所初執鐸的學校，無論它叫浙江官立兩級師範學堂，還是叫浙江兩級師範學校，或是後來更名為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經亨頤從1908年開始為其服務，直到1920年辭職離開。
1912年，即辛亥革命後的第二年，那真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啊，革命結束了，這些都參加了民國革命的精英分子都認識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也就是在這一年，經亨頤順理成章地正式做了校長。第二年學校就改名為浙江一師了。說實在的，在發生一師風潮之前，官府對經亨頤還是滿意的，至少是默認他的吧，因為那個時候他不僅是浙一師的校長，還是省教育會的會長，且長期連任，後來又兼任浙江省青年團的團長，可以說數付擔子一肩挑。完全可以這麼說，經亨頤就是二十世紀十年代浙江教育界的第一塊牌子，因為當時浙江還沒有官辦的綜合性大學（有教會辦的之江大學），那麼論辦學規模和影響，浙江一師自然是名列第一的。這也從另一側麵證明了一個道理——外來和尚好念經。海歸的經亨頤之所以能夠成功的一個重要原因，那就是他知道世界教育的潮流是什麼。
在浙江一師的元老中，大概隻有他的鄉黨同是紹興上虞人的夏丏尊的資格是跟他一樣老的，因此到了1920年，經先生的這壇佳釀至少已經釀了13年，隻不過在1920年因為一個“非孝”事件而讓酒壇子突然被打開，一時酒香四溢，眾人評說不已。
今天當我們回首一師風潮前後的曆史，探究經亨頤釀的到底是什麼酒時，我覺得有兩個要點是必須抓住的，第一，經亨頤是一個注重人格教育的教育家；第二，經亨頤信奉與時俱進的理念，再加上他的人格魅力和管理運作能力，使得浙江一師以及後來的春暉中學成為了中國新文化新教育運動的重要基地。
當然，一個成功的教育家，還得是一個交際活動家，有一段時間裏，經先生也活躍於政壇，後來有人在白馬湖時期對他頗有微詞，就是因為他太熱衷於政治了，或者說政務占據了校務，使得著名的春暉中學也麵臨了危機。這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