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周記 [梁周記]
梁柏台是於1921年到蘇聯留學並工作的，當周月林到蘇聯時，他已經是一個蘇聯通了。冰天雪地，異國他鄉，周月林等一批年輕女性的到來，自然在異域也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據周月林的回憶，當時向她射出丘比特之箭的有三個人，一個是四川籍的教授，一個是北方人，還有過旅法經曆，那另一個便是梁柏台。周月林之所以最後選擇了梁柏台，因為“他也是浙江人，個性好關心人”。看樣子鄉情在戀愛婚姻中還是起到蠻大的作用的，寧波和紹興，或者說紹興和上海，都是算蠻親近的那種關係。據說老底子的上海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來自於寧波和紹興。而我們今天考察民國人物的社會網絡交際圈時，浙江籍就是一個蠻重要的因素，特別是紹興籍的讀書人在當時的影響力。
青春與理想結伴，革命與愛情同行，再也不是媒妁之言，再也不是父母之命，那是何等的自由和快意啊。現在最後的障礙隻是家裏的結發妻子陳蓮芝，梁柏台寫了一封信回家，希望她能夠改嫁，至於她最後改不改嫁，路途迢迢，天涯孤鴻，那個年代不是說一個短信就可解決的事情。而且組織上當時也已批準梁柏台和周月林結為正式夫妻。要知道組織的決定在任何時候都是正確的，至少組織還是蠻麵對現實的。
或許那是梁柏台和周月林最好的年月，雖然是在異國，雖然條件艱苦，但真正的愛情從來都是無視物質和環境的，或許因為環境的惡劣，反倒能讓愛情更加動人和難忘。物質越是貧乏，愛情就越是珍貴。正如後來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上山下鄉運動中，多少青春男女根本不顧回城什麼的現實因素，在廣闊天地裏也讓愛情大有作為了一把。因為愛情不是儲蓄，說今天不用明天還可以用，說五年期的利息要比三年期的多上幾個點的，更沒有零存整取這麼一回事。
不久他們在異國便有了愛情的結晶，第一個是女孩，取名伊斯克拉（中文名叫憶霞），意取“火星”的意思，取“星火燎原”之意。第二個是男孩，是從弗拉基米爾·伊裏奇·列寧從抽出“弗”和“列”字，後來中文名就叫“偉烈”。他們甚至為這孩子舉行了一次革命的洗禮。同時，梁柏台也早把這一對兒女的消息告訴了老家的母親，這對母親來說也是一個安慰。雖然還沒有看到孫女孫子，雖然陳蓮芝決意不改嫁，大姐梁小芬也無出嫁之意。
那個年代，中國革命者在蘇聯等異國生下的孩子也有不少，也有的是後來送出去留學的，曾有一本叫《紅櫻桃》的電影，就是講這些革命後代的故事的。從現在能看到的1939、1940年的照片來看，梁柏台周月林的女兒伊斯克拉曾經與毛岸英、劉愛琴（劉少奇之女）、李斯特（李富春、蔡暢之女）、蔡博（蔡和森、向警予之子）有過合影，因為他們同是國際兒童學院的學員，而且從照片上看那時的伊斯克拉已經是亭亭玉立的少女了。我們當然也無法得知，在拍此照的1940年，伊斯克拉是否知道父親的生死，是否知道母親周月林正在坐著國民黨的監獄呢。
從1921到1931年，梁柏台已在蘇聯整整十年了，他常對周月林說，我們是中國人，總要回到中國去革命吧。不久這個要求得到了莫斯科方麵的同意，他們問梁柏台還有什麼困難，梁說“我自己沒有困難，可我有一個妻子，還有兩個孩子在這裏，我走後，他們怎麼辦？”莫斯科方麵的回答是妻子帶走，孩子留下交給我們，由我們送進國際兒童學院。
梁柏台把組織的這個決定告訴了周月林，周一開始想不通。是啊，是常人都會想不通，她想把孩子也帶回去，可是受到了上麵的批判——“叫你去做革命工作的，又不是叫你去住家帶孩子的。”
所以組織的這個考慮其實有著深計遠慮的。我倒不是說孩子就是一種人質了，組織的考慮一定是——你們放心去革命吧，少一些兒女私情的牽掛吧。
很顯然的，無論是在浙江一師還是在上海的夜校裏，老師都沒有講過如何看待孩子，如何教育孩子的問題，所以說革命者或者說理想主義者，就是有一個從常人向聖者的轉變過程，回國前夕雖然依依不舍，但還得痛下決心啊。作為丈夫的梁柏台這時隻能安慰妻子了——我們應該把孩子交給革命，我們回去就是幹革命的，就是為了讓他們以後回來能建設祖國，再說了，要孩子的話我們回去之後還可以再生的……
從此，這一對兒女便和父母永遠天涯相隔，分別時孩子才三四歲啊，如果現在他們還健在，也是八十老嫗（翁）了。而從後來的情況來看，如果帶著孩子回國，或許要更為安全和便利一些，何況梁家母親思兒盼孫心切，那會是怎樣的一種天倫之樂啊！可惜連這樣的祈盼也都一一落空了。如果晚年的周月林有什麼後悔的話，那一定是後悔當年沒有帶回一雙兒女回來。這是肯定的。為什麼中國的老人們總是想抱孫子，這一定是道理的，這個道理往往要到老了才慢慢懂得。
然而一切的一切，都隻是“後來”的設想了，櫻桃雖鮮美，但生命極其短暫——不知這是不是一種象征或暗喻。其實國際兒童學院的生源，並不全來自中國，確切的說包括蘇聯在內的正在進行紅色革命的國家的孩子——或領導人的，或已經成為遺孤的，而領導人後來又因為其曲折和坎坷的命運，這便勢必影響到他們子女的命運，這是毫無疑問的。而蘇聯和國際共產組織創辦國際兒童學院的性質，既是保育院，又是接班人的搖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