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周記 [宣記]
說宣中華是沈定一的學生，那主要是指在他離開一師之後。客觀地說，沈定一也是先期離開的俞秀鬆、施存統的老師。俞秀鬆的日記中，關於他和沈定一，關於他在蕭山衙前的篇幅還是占了不少的，而至於說宣中華和沈定一，最為形象的一個說法是來自於曹聚仁，曹說他們“兩個人像一個人一樣”。
“兩個人像一個人一樣”的說法，筆者也隻是轉引自蕭邦奇的《血路》。這樣的說法我以為還是比較可信的，因為一師之新銳和激進，果然跟經校長和四大金剛們有關，有些東西或許是細水長流的，比如李叔同之於豐子愷，而有些可能是疾風暴雨式的，還有的就是對走上革命道路有著直接影響的，特別是像陳望道這樣的，對一師學生的影響很是不一般。
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一張宣中華的照片，還顯得青澀靦腆。好像是剛進一師時照的，很難跟後來叱吒風雲的學生領袖掛起鉤來。
一師時期的宣中華，特別是在後期的風潮中，他是公認的學生領袖。如果說俞秀鬆和施存統隻是從思想上打開了一扇窗戶，那麼宣中華是從行動上領導了一師風潮，當時他的一個身份是杭州市學生聯合會執行部理事長，不久又兼任浙江省中等學校以上學生聯合會理事長。另一說，他就是杭州學生聯合會的理事長。
一師畢業後，宣中華和徐白民都是留校任教，這個留校就是留在一師附小任教，宣和徐都是紹興諸暨人，能留在省會城市的杭州任教，應該算是享受優秀畢業生的待遇了吧，這說明一師的新掌門人對這些學生精英分子是不薄的。但是很顯然，正如曹聚仁所說，他們的心也野掉了，宣中華和徐白民便也走上了職業革命者的道路，而不想再捧著小學教師的鐵飯碗了。因為很快的，一師的師生已經跟沈定一緊緊地捆綁在了一起，1920年的11月，沈定一、俞秀鬆、宣中華、劉大白等在杭州成立“悟社”，這個社團主要從事社會主義思想研究和宣傳，這也說明昔日的師生已經站在了一條戰壕裏了。
與此同時，宣中華很快又找到了新的“項目”——那就是跟浙江印刷公司的工人們結合在了一起，就像施存統他們辦浙江新潮時是跟外校的夏衍、阮毅成他們攜起手來一樣，事實證明，跨校跨行的聯合，往往是卓有成效的。當時的印刷公司已經建立具有現代工會性質的“互助會”，領頭人便是陳範予、倪憂天等，現在加上了從一師出來的學生領袖，當時他們創辦了全省第一張工人報紙——《曲江工潮》。這個報紙一共出了13期。1921年11月停刊。注意這個報紙還跟另一位一師畢業生魏金枝有關。宣中華一跟工人站在一起，他的身份就發生了變化，也就是說他成了工人的代表。後來他跟沈定一搞農民運動，便又成了農民的代表。
後來倪憂天一直是跟宣中華活躍在浙江政壇上的重要人物，據《杭州大事記》1922年載——“宣中華、倪憂天代表杭州出席莫斯科共產黨會議。1922年1月21日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遠東各國共產黨和民族革命團體第一次代表大會，青年團員宣中華和先進工人倪憂天代表浙江杭州出席。”要注意的是，宣中華和倪憂天都是由上海的共產黨組織秘密派去的，因為早在1921年春，宣中華就應陳望道之邀，去了上海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工作，同時加入了社會主義青年團。當時的上海，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還是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第一批骨幹，都是以一師的精英分子為主力軍的。1920年5月，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的骨幹分子中，除陳獨秀、李漢俊、邵力子之外，陳望道、施存統、俞秀鬆都是一師出來，中國共產黨也是在此基礎上建立的。到了八月份，早期共產黨組織正式成立，在名單中除了陳望道、施存統、俞秀鬆之外，還有沈定一，總書記就是陳獨秀，後來陳獨秀便派最年輕的黨員俞秀鬆來組建社會主義青年團。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成立，俞秀鬆任書記，8名成員分別是俞秀鬆、施存統、沈玄廬、陳望道、李漢俊、金家鳳、袁振英、葉天底，在這裏一師的師生就占了一半。還有一說是陳獨秀也是團員，並表示要服從俞秀鬆的領導，在黨內他是總書記，在團內則要聽俞秀鬆的，這說明陳獨秀對俞秀鬆非常器重，而俞和施等在當時也的確都是陳獨秀的追隨者，參加工讀互助團就是追隨陳獨秀等人而去的，他們本來想通過此途徑進入北京大學深造。
就從政的資格來說，也許宣中華不及俞秀鬆和施存統早，但是請不要忘記，在沈定一的幫助下，宣中華後來成為了國民黨一大的正式代表，另一位一師的體育老師胡公冕也是正式代表，當然還有沈定一。
隻是有一個概念一定要強調，當時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也好，或者其他類似的組織也好，那都是秘密的組織，它不可能有大財團的讚助給養著的，所以宣中華離開附小的鐵飯碗而到上海，那更多是追隨老師而去的，那是因為信仰和熱情，肯定不是其他。但在信仰的同時，還是有一個基本生存的問題的，誰給你錢，你能養家糊口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