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17日，星期六，俞秀鬆寫到了沈定一消極的想法，這正說明他又在戀愛當中了，此時俞已在沈定一衙前的家裏（筆者抄錄這一段的時候，正好是九十年之後，且也是周六）——
今天早上，玄廬寫給月容一信，語很沉悶，他說“我近來思想徑路很沉寂，覺得病也好，死也好，因為單獨一個人想實行改造社會，隻有坐著犧牲自己的心上麵，什麼事也做不出一個具體來；所以思想徑路就漸漸沉寂下去。”我見了他這幾句話，覺得很奇異，也很難過。以為玄廬這樣一個慷慨激昂的人，為什麼也會說這種消極話來？我想，他是得這幾天崇俠底來信，所以難過起來的。據我看來，崇俠對玄廬是很好一片心，伊恐怕他因戀愛伊以後，誌氣要消暮，沒有從前那樣熱烈的努力改造社會。玄廬對崇俠也是很好一片心，他是很富情感的人，他對他所戀愛的人，的確具了熱忱的心，想勸伊跳出宗教底陷井。我對他兩人底情跡，看出人和人往往各具極好的心，因為各不徹底明瞭對象的人底心，以致懷疑陷於苦痛。
7月21日，俞秀鬆寫道——
上午，玄廬接崇俠來信，這是伊別玄廬的信，伊不知到那裏去做尼姑了。伊信裏有一首血書是“世道坎坷事齷齪，輔人意恐轉誤人，書留勢血別知己，為勉前程莫痛心！”玄廬拿這信給我看，我接著看了兩遍，我底感情頓時改變，心中似乎有說不盡的慘象。玄廬又說，“引崇俠去入宗教都是大白仲九兩人，他們吃了人間的飯去高談佛法，真是豈有此理！將來崇俠一天尋不見，我對於他們倆的仇是不會消滅的。”我聽到玄廬這番話，益覺得難過呢！
今天玄廬本想去尋崇俠的，後來一想，尋了著伊，有什麼方法對他，況且出去尋伊了，他底母親又將甚樣？所以決不去尋伊，待伊數年後到衙前來看改造的成績——農村（這是崇俠信裏的話）。
俞秀鬆寫到的沈定一與崇俠的這一段情事，在沈的情海生涯中，自然隻能算是浪花一束，但即使這樣，沈定一這樣的人，還是把情愛生活和改造社會聯係在了一起，至少在俞秀鬆眼裏是這樣的，而俞秀鬆後來和盛世才的妹妹盛世同（安誌潔）的愛情故事，更是可歌可泣的。
俞秀鬆日記中提到的崇俠，真名就叫丁寶林，被黨史研究者認為是中國最早的女共產黨員，曾在上海城東女校任教，也做過《星期評論》的編輯，也可以認定她一定是沈定一的粉絲。一般人認為，她是因為與沈定一的情感糾葛而出家為尼的，後不知下落。所謂情感之糾葛，因為跟她談戀愛時，沈定一已經有四房妻妾了，而且他又不可能正式休妻的，所以丁寶林就處在進退兩難當中。
從俞秀鬆日記說一點沈定一之情愛軼事，一是覺得這畢竟是有據可查，二是覺得當時的知識精英在改造社會、黨派鬥爭的同時，在個人情感生活中也沒有閑著，雖然史書不會記這些東西，且常以成敗論英雄，但是成和敗以及英雄的標準應該是多元的，而非單一的，這是我寫沈定一是個新詩人的一個理由。還有好多人也提到了他是個著名的演說家，演講很有激情，很有煽動性，這大概是發動農民運動以及開展黨派活動所必須的，包括他能吸引一師的畢業生等。
沈定一的最後一個妻子名叫王華芬，比沈小23歲，這是一個“愛人同誌”式的知識女性，不再是農村婦女或小妾的地位。王華芬是浙江餘姚人，1919年進入杭州女子師範讀書，這個學校出了不少巾幗精英。當時王華芬和張琴秋、楊之華都是同學，王是女師一千多名學生中帶頭剪短發的兩人之一，還有一個就是張琴秋，而且她和楊之華又分別嫁給了父子二人，這也成為趣談。需要指出的是，王華芬曾一度任國民黨的中央婦女部長，沈定一被刺之後，她擔任了衙前鄉鄉長和農會會長，創辦了定一小學並任校長，抗戰時在重慶的小學任教，抗戰勝利後回到衙前恢複定一小學，1949年後將校產交給了國家，1954年因曆史問題被判15年徒刑，刑滿後留在農場，後因年老回到妹妹家生活，1985年因病去世。
也是一個奇女子啊！
當然任何時代都有緋聞，名人的緋聞更是不少。
隻是在七八十年後，沈定一的名字大概隻有民國史的研究者和極少數蕭山人才知道了，我跟這些當地人接觸時，他們一般也都會拋下一句話——這個人不好評價。人們永遠在期待著，期待著上麵對某個人有一個定性。但誰又能給沈定一重新定性呢？《申報》在報道沈定一被刺時有過這麼一句評論——玄廬其人言人所不敢言，行人所不敢行。
那麼我們在今天還敢言敢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