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東鄉族人民曾遭受沉重的民族壓迫和階級剝削，生活最苦。為了爭取生存，東鄉族人民曾英勇不屈，前仆後繼，與封建王朝和國民黨反動派進行了長期的鬥爭。同時，也同全國人民一道，英勇搏擊，彙成了中華民族反帝反封建鬥爭的巨大洪流，直到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終於取得徹底勝利，翻身得解放，成為國家的主人。
清順治四年（1647），東鄉族人民就積極參加了米刺印、丁國棟所領導的回民起義。1648年3月，以闖塌天為首的東鄉族起義群眾和回族起義軍一道攻占了臨洮，5月又攻克河州城。參加這次起義的，不僅有回族、東鄉族、撒拉族，而且還有漢族以及河湟（今甘肅臨夏和青海東部地區）一帶的藏族人民。這次起義曆時一年有餘，聚眾10餘萬，聲勢浩大。這次起義雖在清軍重兵圍剿下失敗，但給清王朝以沉重的打擊。
清乾隆四十六年（1771），在青海循化爆發了以蘇四十三為首的撒拉族、回族人民的起義，東鄉族人民奮起響應。當起義的人們到達東鄉地區，受到了東鄉族人民的熱烈歡迎和支持。鎖南壩、唐汪川、洪濟橋（又名大灣頭）等6處的群眾，紛紛參加了起義部隊，其他地區的群眾也幫助他們紮筏渡河，馱運糧食支援起義軍，向蘭州進攻。當時參加起義、隨去蘭州的有六七百人。起義失敗後，清廷借口“辦理善後”瘋狂進行大屠殺。參加起義的群眾，凡成年男子全部被殺光，婦女送伊犁“給兵丁為奴”，男孩送雲南“監閉”。清廷又給陝甘總督李待堯下令：“將甘肅通賊新教回眾，不動聲色密行查辦，遠遣斬絕根誅。”並且拆毀新教寺，各鄉設“回約”、“寺約”，擔保不發生違禁等事，進一步加強了對東鄉族人民的統治壓迫。
清同治元年（1862），東鄉族幾百名青壯年潛往隴東一帶，準備參加以回族人民為主的反清起義，因沒聯絡上，在返回途中經臨洮時，與官府發生衝突而起義。起義迅速擴散到全東鄉。東鄉北莊的馬悟真成了這次起義的首領。起義軍在攻打河州的時候，東鄉人民和河州以回族馬占鼇為首的起義軍聯合起來，共同對抗清軍。在1871年著名的太子寺（今廣河縣城）戰役中，清軍的進攻被粉碎。左宗棠的先鋒官傅憲宗被擊斃，提督總兵以下的將官死了數十名，40營清軍全線潰退洮河以東。這是起義軍以少勝多的光輝戰例，也是左宗棠在鎮壓西北各族人民起義中最大的一次慘敗。
太子寺戰役大敗清軍以後，起義軍不少將領主張乘勝進攻左宗棠的安定大營。但起義軍首領馬占鼇卻說服了馬悟真等，在起義軍取得重大勝利時投降了清政府。就這樣長達十年之久的河州回族、東鄉族人民的起義，竟以“勝利投降”而結束。馬占鼇、馬悟真接受了左宗棠的“整編”，被分別授以統領兼中旗管帶和左旗管帶的職位，一躍而變為清廷的代理人。
19世紀末，帝國主義勢力進一步侵入中國。1900年，八國聯軍進攻北京，駐守在北京“甘軍”中的東鄉族士兵，在五統領馬福壽（與當時回族將領馬福祿之弟馬福壽同名）的率領下，與窮凶極惡的八國聯軍展開了英勇頑強的鬥爭，立下了赫赫戰功。當時參加抗擊八國聯軍的東鄉族將領，還有馬忠孝，他是東鄉八素赤人，也是甘軍的一個統領。1900年，他從東鄉招募了不少東鄉族青壯年，隨甘軍開赴北京參加戰鬥。在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東鄉族兒女在義和團的影響下，同其他兄弟民族一道，英勇頑強打擊帝國主義的侵略勢力，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光緒二十一年（1895），循化一帶的回族、撒拉族舉行起義，東鄉族在閔福英的領導下隨即響應，在雙城戰鬥中，清軍全軍覆沒，河州總兵湯彥和隻身逃往蘭州。閔福英繼續率領起義軍圍攻河州。10月，清王朝派董福祥率軍前來河州鎮壓起義軍。起義軍失敗，閔福英等被害，他們以自己的鮮血，在東鄉人民的鬥爭史冊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進軍河西時，馬步芳命令各地組織民團，強拉民夫，修築工事，企圖阻擋紅軍。當時抓去的民工中互相傳說：“紅軍是打地主土豪的，是保護窮人的。”東鄉族人民盼望著紅軍早日來到。紅軍當時雖然沒有路過東鄉，但紅軍的影響在廣大人民中廣為傳播。此後，一批東鄉族的青年牟得彪、馬占海、馬得榮等奔赴革命聖地延安，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國民黨統治者對東鄉人民壓迫、掠奪最黑暗的時期，黨曾多次派遣共產黨員深入東鄉地區，建立黨的組織，傳播革命思想，組織地下鬥爭，並且派遣了一些東鄉族的地下黨員赴陝甘寧邊區學習，培養了一批東鄉族幹部。在全國革命形勢的鼓舞下，東鄉族人民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掀起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鬥爭。
1943年，甘南地區（甘肅南部20多個縣）爆發了漢、回、東鄉、藏等民族共同聯合的反抗國民黨黑暗統治的農民大暴動，參加起義者達10餘萬人，其規模之大，戰鬥之激烈，團結之緊密，是西北農民起義鬥爭中所罕見的，也是甘肅民族關係史上一曲團結對敵的讚歌。東鄉族起義軍在東鄉族馬咱爾東旅長的帶領下，在康樂朱家山戰役和臨潭新城戰役中衝鋒陷陣，屢建戰功。馬咱爾東在臨潭戰役中光榮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