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與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的出場有點像鳳姐在《紅樓夢》中的出場，一樣的先聲奪人，當然也一樣的光彩照人。
一九一九年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年代，五四運動爆發，新文化運動風起雲湧，漸入高潮。如同男女做愛，經過誘惑、接吻、撫摸、動情以後，熱血沸騰，激情噴湧，最後攀上歡樂的巔峰。這樣的比喻可能有點粗俗，但是意思沒有錯。新文化運動其實就是中國的文藝複興，它是發生在思想文化領域的一係列大變革、大震蕩、大決裂。
官方意義上的“五四運動”，隻是在某個節點上一次特殊的行動。在後來中國式思維中，這場從思想到文化的偉大複興被簡化成為狹窄的愛國運動，甚至連科學與民主也丟掉，卻單單將“五四運動”突出出來，提升為一場愛國運動。但是這一點不妨礙一九一九年在中國的摧枯拉朽，真正的摧枯拉朽，夾雜著電閃雷鳴，衝刷著積澱在中國大地上的封建塵埃。從鴉片戰爭以來，國門洞開六十年，庚子賠款讓一大批學生奔赴海外留學，完全有別於東方專製的海洋文明讓中國人目不暇接，目瞪口呆。國門既已打開，再也無法關閉，從太平洋上吹來的颶風呼嘯而入，黴味撲鼻的中國老宅裏飛沙走石風雨飄搖。這是從未有過的激情與碰撞，新文化運動便一呼百應，應運而生，幹柴早已預備，隻一點點火星它便馬上烈焰騰空。已發生的一切肯定是水到渠成應運而生，一旦逆運，它便不可能發生，這是天地定律。
雖然後世對那場運動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是一代全新的人群已經在如火如荼的新文化運動中迅速成長，長成有思想有頭腦的熱血青年。現在回想起來，當年所發生的一切全都是偶然事件，但是曆史就是由一連串的偶然演變而成，它之所以這樣走而不是那樣走，肯定不是偶然，偶然在這裏就是曆史的必然。
誰也沒有想到，曆史的重任會落在一個從徽州深山裏走出來的清秀學生身上。那是一九一零年九月，二十歲的胡適抵達美國紐約，他是二期“庚款”留美生。對胡適來說，從上海到海上，這是一個全新的開始，美國民主、自由之文化精神與古老國度的文明傳統激烈碰撞，一代全新的民國文化人正在脫穎而出，他們將主宰未來中國的精神之舵，這其中就有他，這個看上去弱不禁風的青衣書生。這是命中注定要發生的事。
一進入美國，胡適馬上便成為美國文化的狂熱愛好者，一切似乎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那一年正好是美國大選年，各政黨的政治集會遍地開花，美國民眾也積極參與，熱情高漲。胡適全身心投入，佩戴一枚象征著支持老羅斯福的大角野牛襟章，興奮得跑來跑去。在美國的幾年，胡適脫胎換骨，他迫切想將這裏先進的科學文化介紹到中國去，改變腐朽、沒落的祖國。在他看來，隻有打開國門兼收並蓄，這個民族才會強大，才會有全新的未來。大洋上的海風吹進了胡適有點迂腐的頭腦，美國精神正一點一滴融進他的骨肉，中國走到了一個新舊交替的十字路口，民族傳統的根基，現代文明的坐標，東西文化的激烈碰撞，造就了學者胡適。七年後，一代大師終於迎來了一個屬於他的全新時代。
這一天應該從一九一七年二月開始，在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上，胡適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這篇劃時代的文字仿佛一枚重磅炸彈，讓一潭死水般的中國頓時狂飆突起。也就在這一年的八月，胡適成為北京大學教授，一時萬眾矚目，成為當之無愧的精神領袖。這時候陳獨秀趁熱打鐵，在《新青年》上發表《文學革命論》，高高舉起了“文學革命論”的大旗。仿佛為他們的文學主張作注腳，魯迅在翌年發表了不朽的巨著《狂人日記》，一把“大火”衝天而起，在中國思想文化界熊熊燃燒起來。曆史在這裏翻開這全新的一頁，這是多種因素綜合的結果，曆史選擇了胡適、陳獨秀乃至魯迅，也是命中注定的選擇。曆史之所以成為曆史，就在於它的理所當然和獨一無二。
胡適提出的“文學革命”在當時是大勢所趨，新文化運動的異軍突起其實是有著漫長的思想鋪墊——從根源上來說，新文化運動從鴉片戰爭以後伴隨的洋務運動就已經開始，鴉片戰爭使中國被動地打開了國門。西風勁吹之後，一大批中國知識分子看到東西方存在的巨大差距，也清楚地知道中國落後在哪裏。落後就要挨打，這是人性的必然，也是曆史的必然，甚至可以說，落後就沒有生存的理由，當然風靡一時的《天演論》佐證了這一點。一大批憂國憂民之士掀起了洋務運動，他們創辦新式教育、新型企業，試圖增強一個國家的綜合實力，改變中國人長期被動的落後挨打的局麵。經過近百年的漫長積累，洋務運動幾興幾衰進展緩慢。要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國家的形象，僅僅從實業層麵改變成效低微，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必定要觸及體製與文化——民國以後的思潮湧動以及新文化運動的水到渠成，用胡適的話說，全都是被逼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