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運動是開天辟地的大事件，這樣的大事件往往從偶然的小事引發——“文學革命”的起因是一個怪人鍾文鼇。鍾文鼇當時在一個專門給留美官費生按月寄生活費的機構供職，他提出一項“廢除漢字、取用字母”的主張。在給留學生寄支票時，他總會在信中夾寄他自製的宣傳單，諸如“不滿25歲不娶妻”、“多種樹，種樹有益”，等等，“廢除漢字、取用字母”也是其中一條。胡適看到很生氣，寫信把鍾文鼇奚落了一頓：“你們這種不通漢文的人，不配談改良中國文字的問題。你要談這個問題，必須先費幾年工夫，把漢文弄通了，那時你才有資格談漢字是不是應該廢除。”信發出後他很後悔，不該如此斥責人家。像鍾文鼇這樣不配談文字改革的尚在談論漢字改革，而像自己這樣配談文字改革的人更應該談一談。他也感到這個問題看起來隻是小問題，但是它涉及文化傳播，它深刻影響到中國人的心理人格與精神重建。這年八月，他花了三天時間寫了一篇文章：《如何可使吾國文言易於教授》。也就是說，胡適在當時不僅不讚成廢除漢字，他連文言的廢除都是反對的，而反對的理由相當充分。胡適認為：“隻要改變了教授方法，漢文的問題就解決了。”如果胡適的文章到此而止，也許就不會有後來的“文學革命”，“他的一生也可能就在二三流報刊編輯的生涯中度過”。令他沒有想到的是，這篇文章在留學生中引起強烈反響，引人入勝的在於胡適總結出漢文教授方法的四大弊端：
一，漢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
二，漢文乃是視官的文字，非聽官的文字。
三，吾國文本有文法，但古來從未以文法教授國文。
四，吾國向不用文字符號，致文字不易普及；而文法之不講，亦未始不由於此。
這四大弊端中的後三項都沒有什麼意義，關鍵的是第一條：白話是活文字，文言是死文字，這就是使胡適賴以成名的“新思想”中的核心部分。他後來的“文學革命”理論，全都是從這裏發展、衍化而來。在《四十自述》中他說：“這時候我已經承認白話是活文字，古文是半死的文字。那個夏天，任叔永（鴻雋）、梅覲莊（光迪）、楊杏佛（銓）、唐擘黃（鉞）都在綺色佳過夏，我們常常討論中國文學的問題。從中國文字問題轉到中國文學問題，這是一個大轉變。這一班人中，最守舊的是梅覲莊，他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字。因為他的反駁，我不能不細細想過我自己的立場。他越駁越守舊，我倒漸漸變得更激烈了。我那時常提到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文學革命’的口號，就是那個夏天我們亂談出來的。”
胡適反感啟用字母，但是他也感到在西風漸進的形勢下，漢文（當時指文言文）“乃是半死之文字，不當以教活文字之法教之”。當時的文言文隻出現在書麵語中，而在生活中，大家都使用一種口頭白話語，胡適認為的“活文字”，是日用語言文字，即白話文。全新的時代全新的思想必得由一種全新的語言來傳播，改良文言文命題由此而出，切入了正在醞釀中的中國新文化運動之漩渦中心，“文學革命”的主張變得越來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