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在“文革”期間多次指示：“讀點魯迅。”——那個年代你想不讀魯迅都難，好像也隻有魯迅的書可讀。如果再添上一個，應該是浩然吧，他的《金光大道》或《豔陽天》。
周揚很早就開始讀魯迅，雖然與魯迅同在左聯，但是周揚是黨團書記，左聯實際上的決策者領導者。而魯迅雖為左聯精神領袖，卻隻是一個虛職，並無實際權力。但是麵對左聯從一個文學流派演變成一個政治團體，他由衷地感到不舒服，特別看到一些弄權的伎倆與陰謀，好戰的魯迅更無法忍耐，斥之為：工頭、鞭子、奴隸總管、橫暴者，並對蕭軍說：“敵人不足懼，最令人寒心而且灰心的，是友軍中從背後來的暗箭。受傷之後，同一營壘中快意的笑臉。”魯迅對周揚切齒痛恨，寫下了《辱罵和恐嚇絕不是戰鬥》等多篇文章迎頭痛擊。對於郭沫若也毫不客氣，在創造社圍攻他、各種諸如“尖酸刻薄”、“冥頑不靈”，“左得出奇”謾罵如滾石般拋向魯迅的時候，魯迅孤軍奮戰，痛斥創造社一夥是“才子加流氓”，“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凶惡的麵孔，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隻抱著恐怖”。盡管雙方幾度火並，打得硝煙彌漫。但是不管魯迅的宿敵或者文友，一九四九年後無一例外受到打擊與迫害，這是這群革命好漢們所始料不及的。“文革”中，周揚被批，他的“‘國防文學’是‘迎合蔣匪幫的政治需要，配合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拱手讓出了文藝界的領導權’，與提倡‘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魯迅相對抗，作為黨在文藝界的領導人，卻對魯迅發動了‘惡毒的圍攻’”——被撤職、查辦的周揚在晚年癡呆失語，見人便流淚不止，精神上的摧殘讓他生不如死。他一生獻身革命，卻在“革命”中迷失。郭沫若在“文革”中如走鋼絲、見風使舵，為了保命，這個曾經寫出過《鳳凰涅槃》的天才詩人，最後寫出這樣的詩作《毛主席賽過我的親爺爺》：
天安門上紅旗揚，
毛主席畫像掛牆上，
億萬人民齊聲唱，
毛主席萬歲萬萬歲，
萬歲萬歲壽無疆，
毛主席呀毛主席，
你真賽過我親爺爺。
還有一首叫《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
親愛的江青同誌，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作為一代詩人，他活著其實已經死了。他的兩個兒子郭世英、郭民英，因為無法忍受精神重壓與政治迫害，最後都放棄音樂與文學理想，分別在二十四歲和二十六歲的青春花季選擇自殺身亡。
魯迅的宿敵無一有好的結局，他的摯友們的下場更加悲慘，眾所周知的胡風便是如此，一生從事革命與革命文學創作的胡風，最後因那起震驚全國的“胡風事件”受到全麵徹底的大批判，即便他向中央政治局遞交了“關於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著名的“三十萬言書”，也沒有得到組織部門的理解，《人民日報》發表了舒蕪的文章《從頭學習〈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編者按”中指出胡風的文藝思想“是一種實質上屬於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的個人主義的文藝思想”。最後胡風竟因此被逮捕，判刑十四年。十年後出獄入勞改農場改造，兩年後又因“反革命集團”再度入獄。“胡風事件”也將魯迅的另一位摯友、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馮雪峰卷入，被定性為“右派分子”，關進“牛棚”，受到批判，“文革”末期因肺癌去世。
作家一旦卷入缺乏製衡的權力圈，血腥與殘忍將無法避免，最終導致的不是作家的自殘就是文學的毀滅——周揚、郭沫若如此，胡風、馮雪峰也如此，甚至包括魯迅本人，不過就是某個人某個階段出於某種目的布下的一枚棋子，往前拱或往後退，捧起來或要他命，全看權力角逐的需要。現在回頭來看，當年爭論的那些所謂的大是大非，不過就是一個令後人捧腹的笑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