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胡適家人拋屍荒郊、刨挖祖墳相比，魯迅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迅速走上神壇，成為供奉在堂的一代聖人。古往今來，很少有作家像魯迅這樣在一個國度享有如此神聖不可侵犯的地位。不是很少，而是根本沒有——魯迅是絕無僅有的一位，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而魯迅之子周海嬰在《魯迅和我七十年》這本書中，卻披露了這樣一件史實：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發動了反右運動。是年的七月七日晚，毛澤東忽然召集部分文藝工作者座談。趙丹、黃宗英以及翻譯家羅稷南等應邀參加，周海嬰也在場。會上，羅稷南與毛澤東有一段關於魯迅的對話。毛澤東問：“你現在怎麼樣啊？”羅稷南一一如實作答，然後將話題一轉：“主席，我常常琢磨一個問題，要是魯迅今天還活著，他會怎麼樣？”“魯迅麼？”毛澤東微微動了動身子，然後答道：“要麼被關在牢裏繼續寫他的，要麼他識大體，一句話也不說。”
毛澤東這一番話讓周海嬰聽得驚心動魄，他甚至用魯迅的一首詩來形容自己內心的震驚：“萬家墨麵沒蒿萊，敢有歌吟動地哀。心事浩茫連廣宇，於無聲處聽驚雷。”因為毛澤東的話太真實了，他並不因為魯迅而虛應一番，他說出了他的真實想法，這想法與當時國內形勢密不可分，如果魯迅活到一九五七年，很有可能就在牢中。毛澤東嘴上這樣說，內心也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因為魯迅早已去世二十年，他在國內至高無上的地位正是毛澤東所確立的，對魯迅如大江大河般滔滔不絕的頌揚之辭，其源頭也正是毛澤東。他概括了魯迅的三個特點：“政治的遠見、鬥爭精神和犧牲精神。”他指出：“綜魯迅的戰鬥方法很值得學習，一個重要特點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統統接過來，抓住不放，一有機會就向射箭的人進攻。人家說他講話南腔北調，他就出《南腔北調集》。梁實秋說他背叛了舊社會，投降了無產階級，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說他的文章用花邊框起來，他就出《花邊文學》。《申報》的‘自由談’的編者受到國民黨的壓力，發牢騷說，《自由談》不要談政治，隻準談風月，他就出了《準風月談》。國民黨罵他是墮落文人，他的筆名就用墮落文。他臨死時還說，別人死前要懺悔，寬恕自己的敵人，但他對自己的‘怨敵’，‘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我們要學習魯迅的這種戰鬥精神和方法。”他在武漢接見軍區負責人曾思玉時，說：“中國的第一等聖人是魯迅，中國的第一等聖人不是孔夫子，也不是我，我是聖人的學生。”把魯迅拔高到“第一等聖人”，甚至比孔夫子還要高，這是史無前例，也是無與倫比。
有人說毛澤東對魯迅的“高抬”違背了魯迅的本意，有人說這是魯迅一生的追求，他在紙上的理想被毛澤東演變成紅色中國。其實魯迅身後的事已與魯迅無關，不同的人借魯迅的名義達到不同的目的。魯迅不在人世，他沒有辦法阻止。當時他被抬高到九天之上的青天，如同光芒萬丈的太陽，魯迅故居成了與湘潭韶山一樣的紅色景點，被萬眾景仰，甚至連毛澤東本人也來此參觀，並對陪同他的浙江省委書記譚啟龍說：“魯迅有句雲：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我們共產黨人就應該有這種精神。”
毛澤東的號召讓魯迅的宿敵周揚、郭沫若們談虎色變，然後也隨之搖身一變。郭沫若忘記了當年曾以杜荃筆名，在《文藝戰線上的封建餘孽》中痛罵魯迅為“資本主義以前的一個餘孽”、“一位不得誌的FASCIST（法西斯）”。現在，他用詩人之筆欣然賦詩：
魯迅是奔流，是瀑布，是急湍，但將來總有魯迅的海；魯迅是霜雪，是冰雹，是恒寒，但將來總有魯迅的春。
當時身為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周揚主抓電影《魯迅傳》，多次過問創作情況：“在辛亥革命以前他是啟蒙主義者，他認為根本的問題要啟蒙，要農民起來，‘怒其不爭’，是怒其不覺悟。他看到了農民被幾千年封建禮教統治，‘蒙’麼，不覺悟麼，要啟蒙，強調知識，知識啟蒙，‘精神界之戰士’，魯迅的偉大在此。”
郭沫若或周揚緊跟的不是魯迅，而是偉大領袖毛澤東。他們即便違心地為中國“第一等聖人”唱啞了嗓子，在中國式的生存法則麵前，也不得不屈服——屈服在這裏，便是屈辱地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