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見的不同按說是很正常的事，可以探討，可以爭論，可以留待後人評說，更可以讓曆史見證。可是在當時的中國，不同的政見就意味著反黨、反革命，不但在精神上羞辱，更要你在肉體上消失——這是顧頡剛、吳晗的遭遇，也是當時中國所有文化人的遭遇。
吳晗為浙江義烏人，曾入讀胡適創辦的中國公學，因聰明好學，給胡適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後來中國公學停辦，胡適舉薦他進入清華大學學習。一九四九年，他以軍代表身份接管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並擔任北京市副市長。但是對文學與曆史的熱愛讓他始終秉筆直書，與鄧拓、廖沫沙聯合以筆名“吳南星”在《前線》雜誌上撰寫“三家村劄記”專欄，歌頌光明、誆正時弊，這便是後來引起強烈反響的《三家村夜話》。兩年後，他寫出了哄傳一時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胡適所預言的災難終於降臨了。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吳晗從外地開會回來，妻子袁震臉色慘白，拿出一張頭天的《文彙報》，沒說一句話就悄然走開。吳晗順手打開報紙，姚文元《評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赫然在目，這篇文章預示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十天之後，當吳晗得知姚文元的文章已經在上海出了單行本時，心情越發沉重。一篇學術討論的文章竟然發行單行本，這意味著什麼？他開始擔驚受怕。第二年五月，吳晗果然被正式揪出，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開刀祭旗了。他的兒子吳彰後來寫道：“我永遠忘不了他們把爸爸跪綁在烈日下的枯樹幹上，往他脖子裏灌曬得滾燙的沙子。他們掄起皮帶抽他，揪他的頭發，擰他的耳朵，用各種想得出來的法子侮辱他。爸爸三天兩頭被拉去遊鬥，學校要鬥，區裏要鬥，縣裏要鬥，這裏要鬥，那裏也要鬥。”酷暑烈日下，吳晗被拖到馬路上，跪在粗硬的瓦礫上，遭受殘酷的毒打。每次爬起來之後，都是膝蓋皮膚劃破，鮮血染紅雙腿和土地。而這時的吳晗，一拐一瘸地回到住處，擦去身上的血跡，便拿起毛澤東簽名送他的《毛澤東選集》來看。但這樣做再不起任何作用，第三年，他正式被捕入獄，被折磨至死。
胡適的親生兒子胡思杜以自殺收場——他是胡適的小兒子，取名思杜是胡適思念他的美國導師杜威。胡思杜也在美國留學，回到北平後許多大學看在胡適麵子上提出聘請他去工作，胡適說：“思杜學業未成，不是研究學問的人才。”他拒絕了好心人，隻將胡思杜安排在北大圖書館工作。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北平被包圍，蔣介石派來專機接胡適赴南京。胡適到處聯係陳寅恪等人南下，獨獨留下了胡思杜。有人當時說胡適此舉是“幫了他人，害了骨肉”。而胡思杜卻不這麼看，他說：“我又沒做什麼禍害共產黨的事，他們不會把我怎麼樣。”他那時那麼小，又剛剛從國外回來，不了解國內情況，更不會想到後來發生的一切。據說江冬秀哭啞了嗓子，隻得留下金銀細軟，讓兒子多多小心。
後來的天涯永隔是任何人也無法想到的，而胡思杜竟然搖身一變，發表許多文章痛斥父親是“美帝走狗和人民公敵”。在“對我的父親——胡適的批判”一文中他寫道，“從階級分析上”看，胡適是“反動階級的忠臣、人民的敵人，在政治上他是沒有什麼進步性的”，並開列了這位“戰犯”的種種罪狀，如“出賣人民利益，助肥四大家族、和帝國主義文化侵略利益密切的結合”。誰也不知道這些文字是唐山鐵道學院馬列部的老師胡思杜的真實想法還是受人所蠱，反正他向黨組織靠攏、替父親贖罪的心態是真實無疑的。
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因為女朋友的變故所致，那位姑娘一聽他是戰犯胡適之子，嚇得花容失色掉頭就跑。可是，一刀兩斷也救不了胡思杜，在“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一九五七年九月，在無休無止的大批判和滿院的大字報中，胡思杜崩潰了，他最後選擇在體育場一角他經常翻上翻下的單雙杠上用一根繩子拴了脖子“畏罪自殺”。自殺前留下一封遺書給北京鐵道印刷廠的堂兄胡思孟，胡思孟接到電話後馬上趕來，“隻在一間小黑屋裏看到一口小白木棺材，棺材沿上有許多綠頭蒼蠅在飛舞。棺材裏有一塊白布，揭開白布可看到胡思杜已變得烏青的屍體，看樣子已死去好幾天了”。後來他們找了幾個工友，在唐山郊外某個人跡罕至的野地，隨便挖個坑將他草草掩埋。本來就是荒郊，後來的唐山大地震將那片土地夷為平地，再也沒人能找到胡思杜那個荒墳。
就算有墳墓也不能幸免，胡適在老家上莊的祖先好端端地在村後的青山上安眠了幾百年，這年的春天，上莊四周的油菜花開得像發洪水。午後，安靜的村頭突然一陣雞飛狗跳：原來，專程從北京趕來了一大幫身著軍裝的紅衛兵小將，他們氣勢洶洶地來到上莊村外的青山下，挖開了胡家的祖墳，將遺骸拋灑荒野。他們打不死遠在台灣的胡適發泄仇恨，隻好將他祖宗的遺骸掘出來泄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