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供奉在神壇的魯迅已去世多年，他不能說話，隻好任人諛頌。胡適不同，雖然與蔣介石交好，但他始終沒有加入國民黨，一直以獨立學人的姿態與一切政權對峙，行使批評與監督的權利，這讓國民黨惱怒。後來暴發的《自由中國》雷震案，讓他與蔣介石隱藏多年的衝突公開化，這是一代學者與政治強權的分歧所在。
自當年留學美國接受了西式民主之後，美國式的自由與民主精神一直潛伏在胡適的血脈之中。早在離開大陸赴美之際，他在輪船上就決定要在台灣創辦一份自由主義雜誌——《自由中國》，並草擬了刊物宗旨：向全體國民宣傳“自由”與“民主”的真實價值，督促“政府”革除弊端，把台灣變成真正的“自由民主”的社會。輪船在美國檀香山停泊期間，胡適發了一封信給先期到台灣的“國民大會”副秘書長雷震，將擬好的《自由中國》刊名、宗旨一並寄上。後來胡適在創刊號上發表了《民主和極權的衝突》一文，胡適說：民主生活的本質“是個人主義的”，“民主傳統”是由一般愛好自由的個人主義者聯手創造的，這些人重視自由勝過他們的日用飲食，酷愛真理，寧願犧牲他們的性命。與此相反，極權主義“根本不允許差異的存在或個人的自由發展。它永遠在設法使全體人民，適合於一個劃一的範圍之內”。後來他在《自由中國》創刊三周年時發表講話說：“民主社會中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言論自由”，他認為“單單在憲法上有保障言論自由的規定是不夠的，我們還須努力去爭取，如果我們不去爭取言論自由，縱使憲法賦予我們這種權力，我們也是不一定會得到的”。
胡適以“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為生命最高準則，一直以《自由中國》為陣地爭取言論自由，當台灣軍政當局下令逮捕《自由中國》全體編輯人員時，胡適撰文說：“壓製《自由中國》是台灣政治最大的恥辱”。以後幾年中，他不斷給《自由中國》撰寫政論，要求國民黨開放輿論自由，規勸當局“當政的人，應該努力培養合法的反對，合法的批判，這樣才可以在自由世界占一地位而無慚愧”。這些言論讓一黨專製的國民黨當局如芒刺在背，但是鑒於胡適的聲望，他們又無可奈何，隻好隱而不發，轉而拿雷震開刀，開除了雷震的黨籍。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一日，是蔣介石七十歲生日，《自由中國》特別出版“祝壽專號”，批評蔣介石大權獨攬，要求國民黨限製“總統”權力，實行“責任內閣製”。甚至有這樣的文字：“今日的台灣，在實際上早已成為一人一家一黨的殖民地。這一個殖民地在骨子裏完全被置於效忠私人的秘密力量嚴格控製之下。”——讀者反響強烈，雜誌再版十一次，發行一百萬冊，這一下大大觸怒了蔣介石，一場圍剿《自由中國》的行動在台灣展開。胡適明白這不僅僅是一本小小雜誌的存亡之爭，它是文明包容的文化與落後專製的封建暴政的觀念之爭，也就在這場紛爭劍拔弩張之時，胡適回到了台灣，與雷震一起進行了更過火的行動，籌建“中國民主黨”——這其實是胡適的一貫主張：在台灣成立一個反對黨，以便彼此製約。在得知蔣介石連任“總統”後，他發表了“蔣總統如何向曆史交代？”一文，他說：“這幾年來，如果說言論自由格外普遍，我覺得雷先生的功勞最大。我說台灣應該替他造一個銅像。”隨後，《自由中國》便大力鼓吹胡適的倡議，宣傳積極展開“新黨運動”。雷震要求胡適出來領導，做黨魁，實際工作則由雷負責。但胡適隻同意擔任顧問，卻極力鼓勵雷震出來組黨。蔣介石大怒，以涉嫌叛亂為由，逮捕了雷震等人。胡適更是怒火中燒，不顧朋友勸阻，對記者發表了義憤填膺的話：“太失望，太失望，我還有什麼話可說呢？十年來雷震辦《自由中國》，已經成為自由中國的象征，我曾主張應為他造銅像，不料換來的是十年監獄，這是很不公平的！”胡適說完最後一句話後，在麵前的桌子上猛擊一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