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弟子、《胡適評傳》的作者、台灣著名作家李敖說：“在時代的潮水中，沒有人是一個孤島，不影響潮水或不受潮水的侵蝕。個人的生命是時代的生命，個人的消逝是時代的死亡——至少部分是這樣。”這句話用在胡適與魯迅身上，是多麼貼切。
雖然同為新文化大師，胡適與魯迅人生之路是那麼的不同，一個在美國得到西式民主的火種，一生就在這條崎嶇小道上艱難行走，彎彎曲曲的路途最終通向大洋中那個孤島。一個從日本得到革命的紅旗，最後指向延安寶塔山下，最終經毛澤東之手締造了一個紅色中國。兩條不同的家國之路、兩種不同的政治模式，卻早在民國時代，早在胡適與魯迅的唇槍舌劍中已經有了雛形與輪廓。大陸曾經長時間“封殺”胡適，就如同台灣曾經長時間“封殺”魯迅一樣。但是時代的風雲變幻，把一些普世的規則一覽無餘地呈現在世人麵前，政治可以“綁架”大家的思想，禁錮大家的頭腦，可是當浮泛的潮頭退卻之後，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真理與智慧的所在，看到哪條路是此路不通，哪條路是通衢大道。這是人權與極權的不同，也是胡適與魯迅的不同。可能太多的“不同”遮蔽了胡適與魯迅的“同”：無論在北平或在上海，胡適與魯迅都是外地青年作家或文學愛好者的良師益友，以胡適和魯迅為中心的兩個文學陣營一直不曾消失過，這是他們人格魅力的所在。他們同樣都飽讀詩書，也同樣都熱心助人，是民國文壇的兩位大師，也是中國文壇的兩位巨匠。
還是李敖說得好：“在時代的潮水中，沒有人是一個孤島，不影響潮水或不受潮水的侵蝕。”這個世界不存在一個孤立的人，從文化角度來說，人更不可孤立。事實上所有的人都受著文化的製約，個人永遠寄身在時代之內，他與他所處的那個時代密不可分，他就是時代的一部分。胡適是這樣，魯迅也是如此，凡·高是如此，貝多芬也是這樣，古今中外的文化大家藝術大師無一能幸免——大師隻是那個時代某個領域最突出的代表，一片森林中，不會隻有它這一棵高高聳立的參天大樹，芬芳滿園的花圃裏，不會隻有它這一朵嬌豔鮮花。林木蔥蘢，才會顯得生機一片，群芳爭豔，才會讓人賞心悅目，傑出人才的孕育也是如此。從表麵上看，在詩歌鼎盛時代，李白的出現像彩虹橫天，但是他在那個時代出現一點也不偶然，在李白的周圍，有無數詩歌星座在閃閃發光：杜甫、王維、岑參、杜牧、孟浩然、白居易、王昌齡、陳子昂、劉禹錫——是他們組合成浪漫而瑰麗的盛唐氣象，就像凡·高身旁有莫奈、塞尚、高更一樣；就像貝多芬身旁有海頓、馬勒、莫紮特、舒伯特、布魯克納、約翰·斯特勞斯一樣；就像莎士比亞身旁有福特、馬洛、本·瓊生、韋伯斯瑞一樣，巨人從來不會單個地孤立地出現，大師隻是其中最優秀的代表，是森林中最高大的一棵，是花園裏最鮮豔的一朵，而不會隻是其中唯一的一棵、一朵。大師其實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標高，他的出現預示著一個群體的崛起，一個時代的崛起。如同胡適與魯迅的崛起意味著民國文化人的群體式崛起，環繞在胡適與魯迅身邊的，是一個龐大的大師群體，都是已經載入史冊的名字：邵洵美、蔣夢麟、辜鴻銘、陳寅恪、徐誌摩、陳獨秀、蔡元培、章士釗、沈從文、汪靜之、梁漱溟、王國維、傅斯年、章太炎、錢穆、梁啟超——實在太多了，我無法一一羅列。
李敖說“沒有人是一個孤島”——他說得沒錯，但是在我看來，人物就是露出時代海麵的“孤島”，所有的人物組合在一起，就是浮出海麵的“珊瑚群島”。而胡適或魯迅就如同珠穆朗瑪峰或喬格裏峰一樣，組成一片奇峰聳立、綿延不絕的喜馬拉雅山脈。眾多民國大師如同昆侖山脈、唐古拉山脈、岡底斯山脈，正是這條條山脈座座奇峰，組成了讓人仰望也令人驚歎的青藏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