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回到台灣的幾年，一直處於輿論中心，一會兒批胡，一會兒保胡，一會兒棒胡，一會兒又捧胡。就在一片汪洋之中的風口浪尖，一個年輕的身影異軍突起鶴立雞群：東風來了，來自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
民國六年的九月裏，北京大學來了一個二十六歲的新教授，蔡校長仔細看了看他，然後露出高興的表情——他找到了，他找到了他最需要的酵母，他立刻喜歡上了這個‘舊學邃密’、‘新知深沉’的年輕人，北大添進了新血液，北大開始蓬勃了！”
這個像當年胡適一樣的年輕人名叫李敖，他界定胡適的真精神是：“他在文學革命的貢獻，新文化運動的貢獻，民主憲政的貢獻，學術獨立和長期發展科學的貢獻。”這篇文章標題叫《播種者胡適》——這個胡適曾寄錢給他買褲子的年輕人，這個自稱比胡適還了解胡適的年輕人，正因為胡適在他心田裏播下民主與自由的種子，他最後長成一棵參天大樹，成為台灣的另一個胡適。
胡適和李敖成為忘年交，晚年的胡適與年輕時的胡適一樣，喜愛交朋結友，他的朋友有作家教授，也有販夫走卒——曾經就有一個賣餅小販叫袁瓞，售餅之餘還愛讀一點書，喜歡與人討論英美的政治製度到底哪一個更好，一直得不到滿意的答複。於是，便貿然寫了一封長信，向大學者胡適請教。
胡適接到這封信，知道他是一位小販，做得雖然是小得不起眼的芝麻餅買賣，眼光卻越過裝芝麻餅的鉛皮桶，放眼全世界，他十分感動，何況問的又是胡博士最熱衷的英美政治問題，他就更加開心，親筆寫了一封回信，信中說：“你提出的問題太大，很慚愧，我不能給你一個滿意的解答，我隻能說，你說的英國製度和美國製度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區別。你信上敘述的那個‘杜魯門沒有帶走一個人’的故事，也正和丘吉爾在一九四五年離開唐寧街10號時沒有帶走一個人是一樣的。我很自豪，在我們這裏，有一個賣芝麻餅的，每天背著鉛皮桶在街上叫賣，風雨無阻，烈日更不放在心上。但他還肯忙裏偷閑，關心國家大計，關心英美的政治製度，盼望國家能走上長治久安之路——單隻這件奇事，已足夠使我樂觀，讓我高興——如有我可以幫你的小忙，如贈送你找不著的書之類，我一定很願意做。”
從此，賣芝麻餅的小販便成了胡適博士的朋友，有一天胡適邀請袁瓞到南港的研究院去做客，袁瓞把帶來的一個手巾包打開，裏麵是十個芝麻餅，黃燦燦的，散發著烤芝麻的清香。他把芝麻餅捧到胡適麵前，胡適笑眯眯地拿起一個便吃，嚼得支咯支咯響，臉上現出近幾年來少見的歡愉，一老一少聊得暢快，隨後又談到幼年生活。胡適說他喜歡遊泳，可是鼻孔裏長了一個小瘤，水中呼吸不方便。袁瓞聽了覺得很巧，告訴胡適說，他的鼻孔裏也長了一個小瘤，恐怕是鼻癌。胡適聽他說，便立即給台大醫院的高天成院長寫了封信，說：“這是我的朋友袁瓞，一切治療費由我負擔。”胡適經濟盡管並不像人們傳說的那樣富有，甚至連自己住院為了省錢也常提前出院，但他誠心給一個好學的年輕人以幫助，他這人一向樂善好施。
胡適一直記著這位小販朋友，最後一次心髒病複發住進台大醫院，江冬秀拿了一個芝麻餅送到胡適病房，說：“我給你吃一樣東西，這樣東西，我相信你沒有吃過。”胡適一看是芝麻餅，便笑了，說：“我早就吃過了，這是我的一個朋友做的。”到底是書生，他太天真了，他以為那麼大的一個台北市，所有的芝麻餅都是袁瓞一個人做的。
就在這次出院後不久，“中研院”第五次院士會議召開，那時候台灣節氣已過雨水，到處春光明媚。胡適極其罕見地身著飄逸長衫、滿麵春風來會見新當選的院士，並致熱情洋溢的祝酒詞。晚上六時三十分，賓客陸續退場，胡適保持著一貫的君子風度，站在客廳門前與友人一一握手告別。就在這時候，他的心髒病突然暴發，麵色蒼白地在眾目睽睽之下倒在地上，倒在這個被李敖稱之為“睾丸”的孤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