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章 四十自述(1 / 3)

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自序

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地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不幸得很,這班老輩朋友雖然都答應了,終不肯下筆。最可悲的一個例子是林長民先生,他答應了寫他的五十自述作他50歲生日的紀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對我說:“適之,今年實在太忙了,自述寫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補寫出來。”不幸他慶祝了他50歲的生日之後,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鬆齡的戰役裏,他那富於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間永不能讀的逸書了!

梁啟超先生也曾同樣的允許我。他自信他的體力精力都很強,所以他不肯開始寫他的自傳。誰也不料那樣一位生龍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隻活了55歲!雖然他的信劄和詩文留下了絕多的傳記材料,但誰能有他那樣“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來寫他那55年最關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中國近世曆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就都因此受了一樁無法補救的絕大損失了。

我有一次見著梁士詒先生,我很誠懇地勸他寫一部自敘,因為我知道他在中國政治史與財政史上都曾扮演過很重要的角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我也知道他寫的自傳也許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惡;但這是不妨事的,有訓練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要緊的是要他自己寫他心理上的動機,黑幕裏的線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觀察。前兩個月,我讀了梁士詒先生的訃告,他的自敘或年譜大概也就成了我的夢想了。

此外,我還勸告過蔡元培先生,張元濟先生,高夢旦先生,陳獨秀先生,熊希齡先生,葉景葵先生。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

前幾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發憤寫了一部六七萬字的自傳,我讀了很感動,認為是中國婦女的自傳文學的破天荒的寫實創作。但不幸她在一種精神病態中把這部稿本全燒了。當初她每寫成一篇寄給我看時,我因為尊重她的意思,不曾替她留一個副本,至今引為憾事。

我的《四十自述》,隻是我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這40年的生活可分作三個階段,留學以前為一段,留學的七年(1910—1917)為一段,歸國以後(1917—1931)為一段。我本想一氣寫成,但因為種種打斷,隻寫成了這第一段的六章。現在我又出國去了,歸期還不能確定,所以我接受了亞東圖書館的朋友們的勸告,先印行這幾章。這幾章都先在《新月》月刊上發表過,現在我都從頭校改過,事實上的小錯誤和文字上的疏忽,都改正了。我的朋友周作人先生、葛祖蘭先生,和族叔堇人先生,都曾校正我的錯誤,都是我最感謝的。

關於這書的體例,我要聲明一點。我本想從這40年中挑出十來個比較有趣味的題目,用每個題目來寫一篇小說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寫我的父母的結婚。這個計劃曾經得死友徐誌摩的熱烈的讚許,我自己也很高興,因為這個方法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並且可以讓我(遇必要時)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寫一些太親切的情緒方麵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於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地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曆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這一變頗使誌摩失望,但他讀了那寫家庭和鄉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讚許;還有許多朋友寫信來說這一章比前一章更動人。從此以後,我就爽性這樣寫下去了。因為第一章隻是用小說體追寫一個傳說,其中寫那太子會頗有用想象補充的部分,雖然堇人叔來信指出,我也不去更動了。但因為傳聞究竟與我自己的親見親聞有別,所以我把這一章提出,稱為“序幕”。

我的這部《自述》雖然至今沒寫成,幾位舊友的自傳,如郭沫若先生的,如李季先生的,都早已出版了。自傳的風氣似乎已開了。我很盼望我們這幾個三四十歲的人的自傳的出世可以引起一班老年朋友的興趣,可以使我們的文學裏添出無數的可讀而又可信的傳記來。我們拋出幾塊磚瓦,隻是希望能引出許多塊美玉寶石來;我們赤裸裸的敘述我們少年時代的瑣碎生活,為的是希望社會上做過一番事業的人也會赤裸裸的記載他們的生活,給史家做材料,給文學開生路。

(一)九年的家鄉教育

我生在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那時候我家寄住在上海大東門外。我生後兩個月,我父親被台灣巡撫邵友濂奏調往台灣;江蘇巡撫奏請免調,沒有效果。我父親於十八年二月底到台灣,我母親和我搬到川沙住了一年。十九年(1893)二月二十六日我們一家(我母,四叔介如,二哥嗣,三哥嗣)也從上海到台灣。我們在台南住了十個月。十九年五月,我父親做台東直隸州知州,兼統鎮海後軍各營。台東是新設的州,一切草創,故我父不帶家眷去。到十九年底,我們才到台東。我們在台東住了整一年。

甲午(1894)中日戰事開始,台灣也在備戰的區域,恰好介如四叔來台灣,我父親便托他把家眷送回徽州故鄉,隻留二哥嗣跟著他在台東。我們於乙未年(1895)正月離開台灣,二月初十日從上海起程回績溪故鄉。

那年四月,中日和議成,把台灣割讓給日本。台灣紳民反對割台,要求巡撫唐景崧堅守。唐景崧請西洋各國出來幹涉,各國不允。台人公請唐為台灣民主國大總統,幫辦軍務劉永福為主軍大總統。我父親在台東辦後山的防務,電報已不通,餉源已斷絕。那時他已得腳氣病,左腳已不能行動。他守到閏五月初三日,始離開後山。到安平時,劉永福苦苦留他幫忙,不肯放行。到六月二十五日,他雙腳都不能動了,劉永福始放他行。六月二十八日到廈門,手足俱不能動了。七月初三日他死在廈門,成為東亞第一個民主國的第一個犧牲者!

這時候我隻有3歲零8個月,我仿佛記得我父死信到家時,我母親正在家中老屋的前堂,她坐在房門口的椅子上。她聽見讀信人讀到我父親的死信,身子往後一倒,連椅子倒在房門檻上。東邊房門口坐的珍伯母也放聲大哭起來,一時滿屋都是哭聲,我隻覺得天地都翻覆了!我隻仿佛記得這一點淒慘的情狀,其餘都不記得了。

我父親死時,我母親隻有23歲。我父初娶馮氏,結婚不久便遭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二年(1863)死在兵亂裏。次娶曹氏,生了3個兒子,3個女兒,死於光緒四年(1878)。我父親因家貧,又有誌遠遊,故久不續娶。到光緒十五年(1889),他在江蘇候補,生活稍稍安定,他才續娶我的母親,我母親結婚後三天,我的大哥嗣稼也娶親了。那時我的大姐已出嫁生了兒子。大姐比我母親大7歲。大哥比她大2歲。二姐是從小抱給人家的。三姐比我母親小3歲,二哥、三哥(孿生的)比她小4歲。這樣一個家庭裏忽然來了一個17歲的後母,她的地位自然十分困難,她的生活自然免不了苦痛。

結婚後不久,我父親把她接到了上海同住。她脫離了大家庭的痛苦,我父又很愛她,每日在百忙中教她認字讀書,這幾年的生活是很快樂的。我小時也很得我父親鍾愛,不滿3歲時,他就把教我母親的紅紙方字教我認。父親作教師,母親便在旁做助教。我認的是生字。她便借此溫她的熟字。他太忙時,她就是代理教師。我們離開台灣時,她認得了近千字。我也認了七百多字。這些方字都是我父親親手寫的楷字。我母親終身保存著,因為這些方塊紅箋上都是我們三個人的最神聖的團居生活的記念。

我母親23歲就做了寡婦,從此以後,又過了23年。這23年的生活真是十分苦痛的生活,隻因為還有我這一點骨血,她含辛茹苦,把全副希望寄托在我的渺茫不可知的將來,這一點希望居然使她掙紮著活了23年。

我父親在臨死之前兩個多月,寫了幾張遺囑,我母親和四個兒子每人各有一張,每張隻有幾句話。給我母親的遺囑上說穈兒(我的名字叫嗣穈,穈字音門)天資頗聰明,應該令他讀書。給我的遺囑也教我努力讀書上進。這寥寥幾句話在我的一生很有重大的影響。我11歲的時候,二哥和三哥都在家,有一天我母親問他們道:“穈今年11歲了。你老子叫他念書。你們看看他念書念得出嗎?”二哥不曾開口,三哥冷笑道:“哼,念書!”二哥始終沒有說什麼。我母親忍氣坐了一會,回到了房裏才敢掉眼淚。她不敢得罪他們,因為一家的財政權全在二哥的手裏,我若出門求學是要靠他供給學費的。所以她隻能掉眼淚,終不敢哭。

但父親的遺囑究竟是父親的遺囑,我是應該念書的。況且我小時很聰明,四鄉的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是能夠念書的。所以隔了兩年,三哥往上海醫肺病,我就跟他出門求學了。

我在台灣時,大病了半年,故身體很弱。回家鄉時,我號稱5歲了,還不能跨一個七八寸高的門檻。但我母親望我念書的心很切,故到家的時候,我才滿三歲零幾個月,就在我四叔父介如先生(名玠)的學堂裏讀書了。我的身體太小,他們抱我坐在一隻高凳子上麵。我坐上了就爬不下來,還要別人抱下來。但我在學堂並不算最低級的學生。因為我進學堂之前已認得近一千字了。

因為我的程度不算“破蒙”的學生,故我不須念《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神童詩》一類的書。我念的第一部書是我父親自己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叫做《學為人詩》,他親筆抄寫了給我的。這部書說的是做人的道理。我把開頭幾行抄在這裏:

為人之道,在率其性。

子臣弟友,循理之正;

謹乎庸言,勉乎庸行;

以學為人,以期作聖。

……

以下分說五倫。最後三節,因為可以代表我父親的思想。我也抄在這裏:

五常之中,不幸有變,

名分攸關,不容稍紊。

義之所在,身可以殉。

求仁得仁,無所尤怨。

古之學者,察於人倫,

因親及親,九族克敦;

因愛推愛,萬物同仁。

能盡其性,斯為聖人。

經籍所載,師儒所述,

為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和,返躬踐實,

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我念的第二部書也是我父親編的一部四言韻文,名叫《原學》,是一部略述哲理的書。這兩部書雖是韻文,先生仍講不了,我也懂不了。

我念的第三部書叫做《律詩六鈔》,我不記是誰選的了。三十多年來,我不曾重見這部書,故沒有機會考出此書的編者;依我的猜測,似是姚鼐的選本,但我不敢堅持此說。這一冊詩全是律詩,我讀了雖不懂得,卻背得很熟。至今回憶,卻完全不記得了。

我雖不曾讀《三字經》等書,卻因為聽慣了別的小孩子高聲誦讀,我也能背這些書的一部分,尤其是那五七言的《神童詩》,我差不多能從頭背到底。這本書後麵的七言句子,如:

人心曲曲灣灣水,

世事重重疊疊山。

我當時雖不懂得其中的意義,卻常常嘴上愛念著玩,大概也是因為喜歡那些重字雙聲的緣故。

我念的第四部書以下,除《詩經》,就都是散文的了。我依誦讀的次序,把這些書名寫在下麵:

(4)《孝經》。

(5)朱子的《小學》,江永集注本。

(6)《論語》。以下四書皆用朱子注本。

(7)《孟子》。

(8)《大學》與《中庸》。(《四書》皆連注文讀)

(9)《詩經》,朱子《集傳》本。(注文讀一部分)

(10)《書經》,蔡沈注本。(以下三書不讀注文)

(11)《易經》,朱子《本義》本。

(12)《禮記》,陳注本。

讀到了《論語》的下半部,我的四叔父介如先生選了潁州府阜陽縣的訓導,要上任去了,就把家塾移交給族兄禹臣先生(名觀象)。四叔是個紳董,常常被本族或外村請出去議事或和案子;他又喜歡打紙牌(徽州紙牌,每副155張),常常被明達叔公、映基叔、祝封叔、茂張叔等人邀出去打牌。所以我們的功課很鬆,四叔往往在出門之前,給我們“上一進書”,叫我們自己念;他到天將黑時,回來一趟,把我們的習字紙加了圈,放了學,才又出門去。

四叔的學堂裏隻有兩個學生,一個是我,一個是四叔的兒子嗣秫,比我大幾歲。嗣秫承繼給瑜嬸(星五伯公的二子,珍伯、瑜叔,皆無子,我家三哥承繼珍伯,秫哥承繼瑜嬸)。她很溺愛他,不肯管束他,故四叔一走開,秫哥就溜到灶下或後堂去玩了(他們和四叔住一屋,學堂在這屋的東邊小屋內)。我的母親管得嚴厲,我又不大覺得念書是苦事,故我一個人坐在學堂裏溫書念書,到天黑才回家。

禹臣先生接收家塾後,學生就增多了。先是5個,後來添到10多個,四叔家的小屋不夠用了,就移到一所大屋——名叫來新書屋——裏去。最初添的3個學生,有2個是守瓚叔的兒子,嗣昭,嗣逵。嗣昭比我大兩三歲。天資不算笨,卻不愛讀書,最愛“逃學”,我們土話叫做“賴學”。他逃出去,往往躲在麥田或稻田裏,寧可睡在田裏挨餓,卻不願念書。先生往往差嗣秫去捉;有時候,嗣昭被捉回來了,總得挨一頓毒打;有時候,連嗣秫也不回來了,——樂得不回來了,因為這是“奉命差遣”,不算是逃學!

我常覺得奇怪,為什麼嗣昭要逃學?為什麼一個人情願挨餓,挨打,挨大家笑罵,而不情願念書?後來我稍懂得世事,才明白了。瓚叔自小在江西做生意,後來在九江開布店,才娶妻生子;一家人都說江西話。回家鄉時,嗣昭弟兄都不容易改口音;說話改了,而嗣昭念書常帶江西音,常常因此吃戒方或吃“作瘤栗”(鉤起五指,打在頭上,常打起瘤子,故叫做“作瘤栗”)。這是先生不原諒,難怪他不願念書。

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家鄉的蒙館學金太輕,每個學生每年隻送兩塊銀元。先生對於這一類學生,自然不肯耐心教書,每天隻教他們念死書,背死書,從來不肯為他們“講書”。小學生初念有韻的書,也還不十分叫苦。後來念《幼學瓊林》、《四書》一類的散文,他們自然毫不覺得有趣味,因為全不懂得書中說的是什麼。因為這個緣故,許多學生常常賴學;先有嗣昭,後來有個士祥,都是有名的“賴學胚”。他們都屬於這每年兩元錢的階級。因為逃學,先生生了氣,打得更利害。越打的利害,他們越要逃學。

我一個人不屬於這“兩元”的階級。我母親渴望我讀書,故學金特別優厚,第一年就送6塊錢,以後每年增加,最後一年加到12元。這樣的學金,在家鄉要算“打破紀錄”的了。我母親大概是受了我父親的叮囑,她囑托四叔和禹臣先生為我“講書”:每讀一字,須講一字的意思;每讀一句,須講一句的意思。我先已認得了近千個“方字”,每個字都經過父母的講解,故進學堂之後,不覺得艱苦。念的幾本書雖然有許多是鄉裏先生講不明白的,但每天總遇著幾句可懂的話。我最喜歡朱子《小學》裏的記述古人行事的部分,因為那些部分最容易懂得,所以比較最有趣味。同學之中有念《幼學瓊林》的,我常常幫他們的忙,教他們不認得的生字,因此常常借這些書看;他們念大字,我卻最愛看《幼學瓊林》的小注,因為注文中有許多神話和故事,比《四書》、《五經》有趣味多了。

有一天,一件小事使我忽然明白我母親增加學金的大恩惠。一個同學的母親來請禹臣先生代寫家信給她的丈夫;信寫成了,先生交她的兒子晚上帶回家去。一會兒,先生出門去了,這位同學把家信抽出來偷看。他忽然過來問我道:“穈,這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意思?”他比我隻小一歲,也念過《四書》,卻不懂“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這時候,我才明白我是一個受特別待遇的人,因為別人每年出2塊錢,我去年卻送10塊錢。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講書,父親母親為我講方字,兩位先生為我講書。念古文而不講解,等於念“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全無用處。

當我9歲時,有一天我在四叔家東邊小屋裏玩耍。這小屋前麵是我們的學堂,後邊有一間臥房,有客來便住在這裏。這一天沒有課,我偶然走進那臥房裏去,偶然看見桌子下一隻美孚煤油板箱裏的廢紙堆中露出一本破書。我偶然撿起了這本書,兩頭都被老鼠咬壞了,書麵也扯破了。但這一本破書忽然為我開辟了一個新天地,忽然在我的兒童生活史上打開了一個新鮮的世界!

這本破書原來是一本小字木板的《第五才子》,我記得很清楚,開始便是“李逵打死殷天錫”一回。我在戲台上早已認得李逵是誰了,便站在那隻美孚破板箱邊。把這本《水滸傳》殘本一口氣看完了。不看尚可,看了之後,我的心裏很不好過:這一本的前麵是些什麼?後麵是些什麼?這兩個問題,我都不能回答,卻最急要一個回答。

我拿了這本書去尋我的五叔,因為他最會“說笑話”(“說笑話”就是“講故事”,小說書叫做“笑話書”),應該有這種笑話書。不料五叔竟沒有這書,他叫我去尋守煥哥。守煥哥說:“我沒有《第五才子》,我替你去借一部;我家中有部《第一才子》,你先拿去看,好吧?”《第一才子》便是《三國演義》,他很鄭重的捧出來,我很高興的捧回去。

後來我居然得著《水滸傳》全部。《三國演義》也看完了。從此以後,我到處去借小說看。五叔、守煥哥,都幫了我不少的忙。三姐夫(周紹瑾)在上海鄉間周浦開店,他吸鴉片煙,最愛看小說書,帶了不少回家鄉;他每到我家來,總帶些《正德皇帝下江南》、《七劍十三俠》一類的書來送給我。這是我自己收藏小說的起點。我的大哥(嗣稼)最不長進,也是吃鴉片煙的,但鴉片煙燈是和小說書常做伴的,——五叔、守煥哥、三姐夫都是吸鴉片煙的,——所以他也有一些小說書。大嫂認得一些字,嫁妝裏帶來了好幾種彈詞小說,如《雙珠鳳》之類。這些書不久都成了我的藏書的一部分。

三哥在家鄉時多,他同二哥都進過梅溪書院,都做過南洋公學的師範生,舊學都有根底,故三哥看小說很有選擇。我在他書架上隻尋得三部小說:一部《紅樓夢》,一部《儒林外史》,一部《聊齋誌異》。二哥有一次回家,帶了一部新譯出的《經國美談》,講的是希臘的愛國誌士的故事,是日本人做的。這是我讀外國小說的第一步。

幫助我借小說最出力的是族叔近仁,就是民國十二年和顧頡剛先生討論古史的胡堇人。他比我大幾歲,已“開筆”做文章了,十幾歲就考取了秀才。我同他不同學堂,但常常相見,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他天才很高,也肯用功,讀書比我多,家中也頗有藏書。他看過的小說,常借給我看。我借到的小說,也常借給他看。我們兩人各有一個小手折,把看過的小說都記在上麵,時時交換比較,看誰看的書多,這兩個折子後來都不見了。但我記得離開家鄉時,我的折子上好像已有了三十多部小說了。

這裏所謂“小說”,包括彈詞、傳奇,以及筆記小說在內。《雙珠鳳》在內,《琵琶記》也在內;《聊齋》、《夜雨秋燈錄》、《夜譚隨錄》、《蘭苕館外史》、《寄園寄所寄》、《虞初新誌》等等也在內。從《薛仁貴征東》、《薛丁山征西》、《五虎平西》、《粉妝樓》一類最無意義的小說,到《紅樓夢》和《儒林外史》一類的第一流作品,這裏麵的程度已是天懸地隔了。我到離開家鄉時,還不能了解《紅樓夢》和《儒林外史》的好處。但這一大類都是白話小說,我在不知不覺之中得了不少的白話散文的訓練,在十幾年後於我很有用處。

看小說還有一樁絕大的好處,就是幫助我把文字弄通順了。那時候正是廢八股文的時代,科舉製度本身也動搖了。二哥、三哥在上海受了時代思潮的影響,所以不要我“開筆”做八股文,也不要我學做策論經義。他們隻要先生給我講書,教我讀書。但學堂裏念的書,越到後來,越不好懂了。《詩經》起初還好懂,讀到《大雅》,就難懂了;讀到《周頌》,更不可懂了。《書經》有幾篇,如《五子之歌》,我讀得很起勁;但《盤庚》三篇,我總讀不熟。我在學堂九年,隻有《盤庚》害我挨了一次打。後來隔了十多年,我才知道《尚書》有今文和古文兩大類,向來學者都說古文諸篇是假的,今文是真的;《盤庚》屬於今文一類,應該是真的。但我研究《盤庚》用的代名詞最雜亂,不成條理,故我總疑心這三篇書是後人假造的。有時候,我自己想,我的懷疑《盤庚》,也許暗中含有報那一個“作瘤栗”的仇恨的意味罷?

《周頌》、《尚書》、《周易》等書都是不能幫助我作通順文字的。但小說書卻給了我絕大的幫助。從《三國演義》讀到《聊齋誌異》和《虞初新誌》,這一跳雖然跳得太遠,但因為書中的故事實在有趣味,所以我能細細讀下去。石印本的《聊齋誌異》有圈點,所以更容易讀。到我十二三歲時,已能對本家姐妹們講說《聊齋》故事了。那時候,四叔的女兒巧菊,禹臣先生的妹子廣菊、多菊,祝封叔的女兒杏仙,和本家侄女翠蘋、定嬌等,都在十五六歲之間,他們常常邀我去,請我講故事。我們平常請五叔講故事時,忙著替他點火,裝旱煙,替他捶背。現在輪到我受人巴結了。我不用人裝煙捶背,她們聽我說完故事,總去泡炒米,或做蛋炒飯來請我吃。她們繡花做鞋,我講《鳳仙》、《蓮香》、《張鴻漸》、《江城》。這樣地講書,逼我把古文的故事翻譯成績溪土話,使我更了解古文的文理。所以我到14歲來上海開始作古文時,就能做很像樣的文字了。

我小時身體弱,不能跟著野蠻的孩子們一塊兒玩。我母親也不準我和他們亂跑亂跳。小時不曾養成活潑遊戲的習慣,無論在什麼地方,我總是文縐縐的。所以家鄉老輩都說我“像個先生樣子”,遂叫我做“穈先生”。這個綽號叫出去之後,人都知道三先生的小兒子叫做穈先生了,既有“先生”之名,我不能不裝出點“先生”樣子,更不能跟著頑童們“野”了。有一天,我在我家八字門口和一班孩子“擲銅錢”,一位老輩走過,見了我,笑道:“穈先生也擲銅錢嗎?”我聽了羞愧得麵紅耳熱,覺得大失了“先生”的身份!

大人們鼓勵我裝先生樣子,我也沒有嬉戲的能力和習慣,又因為我確是喜歡看書,所以我一生可算是不曾享過兒童遊戲的生活。每年秋天,我的庶祖母同我到田裏去“監割”(頂好的田,水旱無憂,收成最好,佃戶每約田主來監割,打下穀子,兩家平分),我總是坐在小樹下看小說。十一二歲時,我稍活潑一點,居然和一群同學組織了一個戲劇班,做了一些木刀竹槍,借得了幾副假胡須,就在村口田裏做戲。我做的往往是諸葛亮、劉備一類的文角兒;隻有一次我做史文恭,被花榮一箭從椅子上射倒下去,這算是我最活潑的玩意兒了。

我在這九年(1895—1904)之中,隻學得了讀書寫字兩件事。在文字和思想(看文章)的方麵,不能不算是打了一點底子。但別的方麵都沒有發展的機會。有一次我們村裏“當朋”(八都凡五村,稱為“五朋”,每年一村輪著做太子會,名為“當朋”),籌備太子會,有人提議要派我加入前村的昆腔隊裏學習吹笙或吹笛。族裏長輩反對,說我年紀太小,不能跟著太子會走遍五朋。於是我失掉了這學習音樂的唯一機會。30年來,我不曾拿過樂器,也全不懂音樂;究竟我有沒有一點學音樂的天資,我至今還不知道。至於學圖畫,更是不可能的事。我常常用竹紙蒙在小說書的石印繪像上,摹畫書上的英雄美人。有一天,被先生看見了,挨了一頓大罵,抽屜裏的圖畫都被搜出撕毀了。於是我又失掉了學做畫家的機會。

但這九年的生活,除了讀書看書之外,究竟給了我一點做人的訓練。在這一點上,我的恩師就是我的慈母。

每天天剛亮時,我母親就把我喊醒,叫我披衣坐起。我從不知道她醒來坐了多久了。她看我清醒了,才對我說昨天我做錯了什麼事,說錯了什麼話,要我認錯,要我用功讀書。有時候她對我說父親的種種好處,她說:“你總要踏上你老子的腳步。我一生隻曉得這一個完全的人,你要學他,不要跌他的股。”(跌股便是丟臉,出醜。)她說到傷心處,往往掉下淚來。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早學。學堂門上的鎖匙放在先生家裏;我先到學堂門口一望,便跑到先生家裏去敲門。先生家裏有人把鎖匙從門縫裏遞出來,我拿了跑回去,開了門,坐下念生書。十天之中,總有八九天我是第一個去開學堂門的。等到先生來了,我背了生書,才回家吃早飯。

我母親管束我最嚴,她是慈母兼任嚴父。但她從來不在別人麵前罵我一句,打我一下。我做錯了事,她隻對我一望,我看見了她的嚴厲眼光,就嚇住了。犯的事小,她等到第二天早晨我睡醒時才教訓我。犯的事大,她等到晚上人靜時,關了房門,先責備我,然後行罰,或罰跪,或擰我的肉。無論怎樣重罰,總不許我哭出聲音來。她教訓兒子不是借此出氣叫別人聽的。

有一個初秋的傍晚,我吃了晚飯,在門口玩,身上隻穿著一件單背心。這時候我母親的妹子玉英姨母在我家住,她怕我冷了,拿了一條小衫出來叫我穿上。我不肯穿,她說:“穿上吧,涼了。”我隨口回答:“娘(涼)什麼!老子都不老子呀。”我剛說了這句話,一抬頭,看見母親從家裏走出,我趕快把小衫穿上。但她已聽見這句輕薄的話了。晚上人靜後,她罰我跪下,重重的責罰了一頓。她說:“你沒了老子,是多麼得意的事!好用來說嘴!”她氣得坐著發抖,也不許我上床去睡。我跪著哭,用手擦眼淚,不知擦進了什麼微菌,後來足足害了一年多的眼翳病。醫來醫去,總醫不好。我母親心裏又悔又急,聽說眼翳可以用舌頭舔去,有一夜她把我叫醒,她真用舌頭舔我的病眼。這是我的嚴師,我的慈母。

我母親23歲做了寡婦,又是當家的後母。這種生活的痛苦,我的笨筆寫不出一萬分之一二。家中財政本不寬裕,全靠二哥在上海經營調度。大哥從小就是敗子,吸鴉片煙、賭博,錢到手就光,光了就回家打主意,見了香爐就拿出去賣,撈著錫茶壺就拿出去押。我母親幾次邀了本家長輩來,給他定下每月用費的數目。但他總不夠用,到處都欠下煙債賭債。每年除夕我家中總有一大群討債的,每人一盞燈籠,坐在大廳上不肯去。大哥早已避出去了。大廳的兩排椅子上滿滿的都是燈籠和債主。我母親走進走出,料理年夜飯,謝灶神,壓歲錢等事,隻當做不曾看見這一群人。到了近半夜,快要“封門”了,我母親才走後門出去,央一位鄰舍本家到我家來,每一家債戶開發一點錢。做好做歹的,這一群討債的才一個一個提著燈籠走出去。一會兒,大哥敲門回來了。我母親從不罵他一句。並且因為是新年,她臉上從不露出一點怒色。這樣的過年,我過了六七次。

大嫂是個最無能而又最不懂事的人,二嫂是個很能幹而氣量很窄小的人。她們常常鬧意見,隻因為我母親的和氣榜樣,她們還不曾有公然相打相罵的事。她們鬧氣時,隻是不說話,不答話,把臉放下來,叫人難看;二嫂生氣時,臉色變青,更是怕人。她們對我母親鬧氣時,也是如此。我起初全不懂得這一套,後來也漸漸懂得看人的臉色了。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更難受。

我母親的氣量大,性子好,又因為做了後母後婆,她更事事留心,事事格外容忍。大哥的女兒比我隻小一歲,她的飲食衣料總是和我的一樣。我和她有小爭執,總是我吃虧,母親總是責備我,要我事事讓她。後來大嫂、二嫂都生了兒子了,她們生氣時便打罵孩子來出氣,一麵打,一麵用尖刻有刺的話罵給別人聽。我母親隻裝做不聽見。有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便悄悄走出門去,或到左鄰立大嫂家去坐一會,或走後門到後鄰度嫂家去閑談。她從不和兩個嫂子吵一句嘴。

每個嫂子一生氣,往往十天半個月不歇,天天走進走出,板著臉,咬著嘴,打罵小孩子出氣。我母親隻忍耐著,忍到實在不可再忍的一天,她也有她的法子。這一天的天明時,她就不起床,輕輕地哭一場。她不罵一個人,隻哭她的丈夫,哭她自己苦命,留不住她丈夫來照管她。她先哭時,聲音很低,漸漸哭出聲來。我醒了起來勸她,她不肯住。這時候,我總聽得見前堂(二嫂住前堂東房)或後堂(大嫂住後堂西房)有一扇房門開了,一個嫂子走出房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那位嫂子來敲我們的房門了。我開了房門,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到我母親床前,勸她止哭,請她喝口熱茶。我母親慢慢停住哭聲,伸手接了茶碗。那位嫂子站著勸一會,才退出去。沒有一句話提到什麼人,也沒有一個字提到這十天半個月來的氣臉,然而各人心裏明白,泡茶進來的嫂子總是那十天半個月來鬧氣的人。奇怪的很,這一哭之後,至少有一兩個月的太平清靜日子。

我母親待人最仁慈,最溫和,從來沒有一句傷人感情的話。但她有時候也很有剛氣,不受一點人格上的侮辱。我家五叔是個無正業的浪人,有一天在煙館裏發牢騷,說我母親家中有事總請某人幫忙,大概總有什麼好處給他。這句話傳到了我母親耳朵裏,她氣得大哭,請了幾位本家來,把五叔喊來,她當麵質問他她給了某人什麼好處。直到五叔當眾認錯賠罪,她才罷休。

我在我母親的教訓之下住了9年,受了她的極大極深的影響。我14歲(其實隻有12歲零兩三個月)就離開她了。在這廣漠的人海裏獨自混了20多年,沒有一個人管束過我。如果我學得了一絲一毫的好脾氣,如果我學得了一點點待人接物的和氣,如果我能寬恕人,體諒人,——我都得感謝我的慈母。

(二)從拜神到無神

紛紛歌舞賽蛇蟲,

酒醴牲牢告潔半。

果有神靈來護佑,

天寒何故不臨工?

這是我父親在鄭州辦河工時(光緒十四年,1888)做的十首《鄭工合龍紀事詩》的一首。他自己有注道:

霜雪既降,凡俗所謂“大王”、“將軍”化身臨工者,皆絕跡不複見矣。

“大王”、“將軍”都是祀典裏的河神;河工區域內的水蛇蝦蟆往往被認為大王或將軍的化身,往往享受最隆重的祠祭禮拜。河工是何等大事,而國家的治河官吏不能不向水蛇蝦蟆磕頭乞憐,真是一個民族的最大恥辱。我父親這首詩不但公然指斥這種迷信,並且用了一個很淺近的證據,證明這種迷信的荒誕可笑。這一點最可表現我父親的思想的傾向。

我父親不曾受過近世自然科學的洗禮,但他很受了程頤、朱熹一係的理學的影響。理學家因襲了古代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用“氣”和“理”兩個基本觀念來解釋宇宙,敢說“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氣(陰陽)之良能也”。這種思想,雖有不徹底的地方,很可以破除不少的迷信。況且程、朱一係極力提倡“格物窮理”,教人“即物而窮其理”,這就是近世科學的態度。我父親做的《原學》,開端便說:

天地氳氤,百物化生。

這是采納了理學家的自然主義的宇宙觀。他做的《學為人詩》的結論是:

為人之道,非有他術:

窮理致知,反躬踐實,

黽勉於學,守道勿失。

這是接受了程、朱一係格物窮理的治學態度。

這些話都是我四五歲時就念熟了的。先生怎樣講解,我記不得了;我當時大概完全不懂得這些話的意義。我父親死得太早,我離開他時,還隻是3歲小孩,所以我完全不曾受著他的思想的直接影響。他留給我的,大概有兩方麵:一方麵是遺傳,因為我是“我父親的兒子”。一方麵是他留下了一點程、朱理學的遺風;我小時跟著四叔念朱子的《小學》,就是理學的遺風;四叔家和我家的大門上都貼著“僧道無緣”的條子,也就是理學家庭的一個招牌。

我記得我家新屋大門上的“僧道無緣”條子,從大紅色褪到粉紅,又漸漸變成了淡白色,後來竟完全剝落了。我家中的女眷都是深信神佛的。我父親死後,四叔又上任做學官去了,家中的女眷就自由拜神佛了。女眷的宗教領袖是星五伯娘,她到了晚年,吃了長齋,拜佛念經,四叔和三哥(是她過繼的孫子)都不能勸阻她,後來又添上了二哥的丈母,也是吃長齋念佛的,她常來我家中住。這兩位老太婆做了好朋友,常勸誘家中的幾房女眷信佛。家中人有病痛,往往請她們念經許願還願。

二哥的丈母頗認得字,帶來了《玉曆鈔傳》、《妙莊王經》一類的善書,常給我們講說目連救母遊地府,妙莊王的公主(觀音)出家修行等等故事。我把她帶來的書都看了,又在戲台上看了《觀音娘娘出家》全本連台戲,所以腦子裏裝滿了地獄的慘相。

後來三哥得了肺癆病,生了幾個孩子都不曾養大。星五伯娘常為三哥拜神佛、許願,甚至於招集和尚在家中放焰口超度冤魂。三哥自己不肯參加行禮,伯娘常叫我去代替三哥跪拜行禮。我自己年幼身體也很虛弱,多病痛,所以我母親也常請伯娘帶我去燒香拜佛。依家鄉的風俗,我母親也曾把我許在觀音菩薩座下做弟子,還給我取了個佛名,上一字是個“觀”字,下一字我忘了。我母親愛我心切,時時教我拜佛拜神總須誠心敬禮。每年她同我上外婆家去,十裏路上所過廟宇路亭,凡有神佛之處,她總教我拜揖。有一年我害肚痛,眼睛裏又起翳,她代我許願:病好之後親自到古塘山觀音菩薩座前燒香還願。後來我病好了,她親自跟伯娘帶了我去朝拜古塘山。山路很難走,她的腳是終年疼的,但她為了兒子,步行朝山,上山時走幾步便須坐下歇息,卻總不說一聲苦痛。我這時候自然也是很誠心的跟著她們禮拜。

我母親盼望我讀書成名,所以常常叮囑我每天要拜孔夫子。禹臣先生學堂壁上掛著一幅朱印石刻的吳道子畫的孔子像,我們每晚放學時總得對他拜一個揖。我到大姊家去拜年,看見了外甥章硯香(比我大幾歲)供著一個孔夫子神龕,是用大紙匣子做的,用紅紙剪的神位,用火柴盒子做的祭桌,桌子上貼著金紙剪的香爐燭台和供獻,神龕外邊貼著許多紅紙金紙的聖廟匾額對聯,寫著“德配天地,道冠古今”一類的句子。我看了這神龕,心裏好生羨慕,回到家裏,也造了一座小聖廟。我在家中尋到了一隻燕窩匣子,做了聖廟大庭;又把匣子中間挖空一方塊,用一隻午時茶小匣子糊上去,做了聖廟的內堂,堂上也設了祭桌、神位、香爐、燭台等等。我在兩廂又添設了顏淵、子路一班聖門弟子的神位,也都有小祭桌。我借得了一部《聯語類編》,抄出了許多聖廟聯匾句子,都用金銀錫箔做成匾對,請近仁叔寫了貼上。這一座孔廟很費了我不少的心思。我母親見我這樣敬禮孔夫子,她十分高興,給我一張小桌子專供這神龕,並且給我一個銅香爐,每逢初一和十五,她總教我焚香敬禮。

這座小聖廟,因為我母親的加意保存,到我27歲從外國回家時,還不曾毀壞。但我的宗教虔誠卻早已摧毀破壞了。我在十一二歲時便已變成了一個無神論者。

有一天,我正在溫習朱子的《小學》,念到了一段司馬溫公的家訓,其中有論地獄的話,說:

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燒舂磨,亦無所施。……

我重讀了這幾句話,忽然高興得直跳起來。《目連救母》、《玉曆鈔傳》等書裏的地獄慘狀,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覺得都不怕了,放焰口的和尚陳設在祭壇上的十殿閻王的畫像,和十八層地獄的種種牛頭馬麵用鋼叉把罪人叉上刀山,叉下油鍋,拋下奈何橋下去喂餓狗毒蛇,——這種種慘狀也都呈現在我眼前,但我現在覺得都不怕了。我再三念這句話:“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燒舂磨,亦無所施。”我心裏很高興,真像地藏王菩薩把錫杖一指,打開地獄門了。

這件事我記不清在那一年了,大概在11歲時。這時候,我已能夠自己看古文書了。禹臣先生教我看《綱鑒易知錄》,後來又教我改看《禦批通鑒輯覽》。《易知錄》有句讀,故我不覺吃力。《通鑒輯覽》須我自己用朱筆點讀,故讀得很遲緩。有一次二哥從上海回來,見我看《禦批通鑒輯覽》,他不讚成;他對禹臣先生說,不如看《資治通鑒》。於是我就點讀《資治通鑒》了。這是我研究中國史的第一步。我不久便很喜歡這一類的曆史書,並且感覺到朝代帝王年號的難記,就想編一部《曆代帝王年號歌訣》。近仁叔很鼓勵我做此事,我真動手編這部七字句的曆史歌訣了。此稿已遺失了,我已不記得這件野心工作編到了那一朝代。但這也可算是我“整理國故”的破土工作。可是誰也想不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鑒》竟會大大影響我的宗教信仰,竟會使我變成一個無神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