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我讀到《資治通鑒》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記範縝（齊梁時代人，死時約在西曆510年）反對佛教的故事，說：
縝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
此論出，朝野喧嘩，難之，終不能屈。
我先已讀過司馬光論地獄的話了，所以我讀了這一段議論，覺得非常明白，非常有理。司馬光的話教我不信地獄，範縝的話使我更進一步，就走上了無鬼神的路。範縝用了一個譬喻，說形和神的關係就像刀子和刀口的鋒利一樣，沒有刀子，便沒有刀子的“快”了；那麼，沒有形體，還能有神魂嗎？這個譬喻是很淺顯的，恰恰合一個初開知識的小孩子的程度，所以我越想越覺得範縝說得有道理。司馬光引了這35個字的《神滅論》，居然把我腦子裏的無數鬼神都趕跑了。從此以後，我不知不覺地成了一個無鬼無神的人。
我那時並不知道範縝的《神滅論》全文載在《梁書》（卷四八）裏，也不知道當時許多人駁他的文章保存在《弘明集》裏。我隻讀了這35個字，就換了一個人。大概司馬光也受了範縝的影響，所以有“形既朽滅，神亦飄散”的議論，大概他感謝範縝，故他編《通鑒》時，硬把《神滅論》摘了最精彩的一段，插入他的不朽的曆史裏。他決想不到，800年後這35個字竟感悟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孩子，竟影響了他一生的思想。
《通鑒》又記述範縝和竟陵王蕭子良討論“因果”的事，這一段在我的思想上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原文如下：
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眾僧賦食行水，世頗以為失宰相體。
範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
這一段議論也隻是一個譬喻，但我當時讀了隻覺得他說得明白有理，就熟讀了記在心裏。我當時實在還不能了解範縝的議論的哲學意義。他主張一種“偶然論”，用來破壞佛教的果報輪回說。我小時聽慣了佛家果報輪回的教訓，最怕來世變豬變狗。忽然看見了範縝不信因果的譬喻，我心裏非常高興，膽子就大得多了。他和司馬光的神滅論教我不怕地獄；他的無因果論教我不怕輪回。我喜歡他們的話，因為他們教我不怕。我信服他們的話，因為他們教我不怕。
三
我的思想經過了這回解放之後，就不能虔誠拜神拜佛了。但我在我母親麵前，還不敢公然說出不信鬼神的議論。她叫我上分祠裏去拜祖宗，或去燒香還願，我總不敢不去，滿心裏的不願意，我終不敢讓她知道。
我13歲的正月裏，到大姐家去拜年，住了幾天，到十五日早晨，才和外甥硯香同回我家去看燈，他家的一個長工挑著新年糕餅等物事，跟著我們走。
半路上到了中屯外婆家，我們進去歇腳，吃了點心，又繼續前進。中屯村口有個三門亭，供著幾個神像。我們走進亭子，我指著神像對硯香說：“這裏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爛泥菩薩拆下來拋到茅廁裏去，好嗎？”
這樣突然主張毀壞神像，把我的外甥嚇住了。他雖然聽我說過無鬼無神的話，卻不曾想到我會在這路亭裏提議實行搗毀神像。他的長工忙勸阻我道“穈舅，菩薩是不好得罪的。”我聽了這話，更不高興，偏要拾石子去擲神像。恰好村子裏有人下來了。硯香和那長工就把我勸走了。
我們到了我家中，我母親煮麵給我們吃，我剛吃了幾筷子，聽見門外鑼鼓響，便放下麵，跑出去看舞獅子了。這一天來看燈的客多，家中人都忙著照料客人，誰也不來管我吃了多少麵。我陪著客人出去玩，也就忘了肚子餓了。
晚上陪客人吃飯，我也喝了一兩杯燒酒。酒到了餓肚子裏，有點作怪，晚飯後，我跑出大門外，被風一吹，我有點醉了，便喊道：“月亮，月亮，下來看燈！”別人家的孩子也跟著喊：“月亮，月亮，下來看燈！”
門外的喊聲被屋裏人聽見了，我母親叫人來喚我回去。我怕她責怪，就跑出去了。來人追上去，我跑得更快。有人對我母親說，我今晚喝了燒酒，怕是醉了。我母親自己出來喚我，這時候我已被人追回來了。但跑多了，我真有點醉了，就和他們抵抗，不肯回家。母親抱住我，我仍喊著要月亮下來看燈。許多人圍攏來看，我仗著人多，嘴裏仍舊亂喊。母親把我拖進房裏，一群人擁進房來看。
這時候，那位跟我們來的章家長工走到我母親身邊，低低地說：“外婆（他跟著我的外甥稱呼），穈舅今夜怕不是吃醉了罷？今天我們從中屯出來，路過三門亭，穈舅要把那幾個菩薩拖下來丟到茅廁裏去。他今夜嘴裏亂說話，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來了。”
這幾句話，他低低地說，我靠在母親懷裏，全聽見了。我心裏正怕喝醉了酒，母親要責罰我，現在我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了一條妙計。我想，我胡鬧，母親要打我；菩薩胡鬧，她不會責怪菩薩。於是我就鬧得更凶，說了許多瘋話，好像真有鬼神附在我身上一樣！
我母親著急了，叫硯香來問，硯香也說我日裏的確得罪了神道。母親就叫別人來抱住我，她自己去洗手焚香，向空中禱告三門亭的神道，說我年小無知，觸犯了神道，但求神道寬宏大量，不計較小孩的罪過，寬恕了我。我們將來一定親到三門亭去燒香還願。
這時候，鄰舍都來看我，擠滿了一屋子的人，有些婦女還提著“火筒”（徽州人冬天用瓦爐裝炭火，外麵用篾絲作籃子，可以隨身攜帶，名為火筒），房間裏悶熱得很。我熱得臉都紅了，真有點像醉人。
忽然門外有人報信，說：“龍燈來了，龍燈來了！”男男女女都往外跑，都想趕到十字街口去等候看燈。一會兒，一屋子的人都散完了，隻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房裏的悶熱也消除了，我也疲倦了，就不知不覺地睡著了。
母親許的願好像是靈應了，第二天，她教訓了我一場，說我不應該瞎說，更不應該在神道麵前瞎說。但她不曾責罰我，我心裏高興，萬想不到我的責罰卻在一個月之後。
過了一個月，母親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錢來，在外婆家辦了豬頭供獻，備了香料紙錢，她請我母舅領我到三門亭裏去謝神還願。我母舅是個虔誠的人，他恭恭敬敬地擺好供獻，點起香燭，陪著我跪拜謝神。我忍住笑，恭恭敬敬地行了禮，——心裏隻怪我自己當日扯謊時不曾想到這樣比挨打還更難為情的責罰！
直到我27歲回家時，我才敢對母親說那一年元宵節附在我身上胡鬧的不是三門亭的神道，隻是我自己，母親也笑了。
（三）在上海（一）
一
光緒甲辰年（1904）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險的時期，他決定到上海去醫治。我母親也決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學。那時我名為14歲，其實隻有12歲有零。這一次我和母親分別之後，14年之中，我隻回家3次，和她在一塊的時候還不滿6個月。她隻有我一個人，隻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腸，送我向遠地去求學。臨別的時候，她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不曾掉一滴眼淚。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可知的人海裏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隻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住了6年（1904—1910），換了4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這是我一生的第二個段落。
我父親生平最佩服一個朋友——上海張煥綸先生（字經甫）。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辦了一個梅溪書院。後來改為梅溪學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書院住過，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進了梅溪學堂。我隻見過張煥綸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現在談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少能知道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鋒了。他死了22年之後，我在巴黎見著趙詒先生（字頌南，無錫人），他是張先生的得意學生，他說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佩服張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說，張先生教人的宗旨隻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我坐在巴黎鄉間的草地上，聽著趙先生說話，想著趙先生夫婦的刻苦生活和奮鬥精神，——這時候，我心裏想：張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他的一個學生的一生，張先生的教育事業不算是失敗。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隻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分班的標準是國文程度。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卻可以畢業。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別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著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因為我不懂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讀的是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英文班上用《華英初階》，算學班上用《筆算數學》。
我是讀了許多古書的，現在讀《蒙學讀本》，自然毫不費力，所以有工夫專讀英文、算學。這樣過了6個星期。到了第42天，我的機會來了。教《蒙學讀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這樣淺近的書，更料不到這班小孩子裏麵有人站起來駁正他的錯誤。這一天，他講的一課書裏有這樣一段引語：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沈先生隨口說這是《左傳》上的話。我那時已勉強能說幾句上海話了，等他講完之後，我拿著書，走到他的桌邊，低聲對他說：這個“傳曰”是《易經》的《係辭傳》，不是《左傳》。先生臉紅了，說：“儂讀過《易經》？”我說讀過。他又問：“阿曾讀過別樣經書？”我說讀過《詩經》、《書經》、《禮記》。他問我做過文章沒有，我說沒有做過。他說：“我出個題目，撥儂做做試試看。”他出了“孝弟說”三個字，我回到座位上，勉強寫了一百多字，交給先生看。他看了對我說，“儂跟我來。”我卷了書包，跟他下樓走到前廳。前廳上東麵是頭班，西麵是二班。沈先生到二班課堂上，對教員顧先生說了一些話，顧先生就叫我坐在末一排的桌子上。我才知道我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學生了。
可是我正在歡喜的時候，抬頭一看，就得發愁了。這一天是星期四，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寫著兩個題目：
論題：原日本之所由強。
經義題：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我從來不知道“經義”是怎樣做的，所以想都不敢去想他。可是日本在天南地北，我還不很清楚，這個“原日本之所由強”又從哪裏說起呢？既不敢去問先生，班上同學又沒有一個熟人，我心裏頗怪沈先生太魯莽，不應該把我升得這麼高，這麼快。
忽然學堂的茶房走到廳上來，對先生說了幾句話，呈上一張字條，先生看了字條，對我說，我家中有要緊事，派了人來領我回家，卷子可以帶回去做，下星期四交卷。我正在著急，聽了先生的話，抄了題目，逃出課堂，趕到門房，才知道三哥病危，二哥在漢口沒有回來，店裏（我家那時在上海南市開一個公義油棧）的管事慌了，所以趕人來領我回去。
我趕到店裏，三哥還能說話。但不到幾個鍾頭，他就死了，死時他的頭還靠在我手腕上。第三天，二哥從漢口趕到。喪事辦了之後，我把升班的事告訴二哥，並且問他“原日本之所由強”一個題目應該參考一些什麼書。二哥檢了《明治維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叢報彙編》……一類的書，裝了一大籃，叫我帶回學堂去翻看。費了幾天的工夫，才勉強湊了一篇論說交進去。不久我也會做“經義”了。幾個月之後，我居然算是頭班學生了，但英文還不曾讀完《華英初階》，算學還隻做到“利息”。
這一年梅溪學堂改為梅溪小學，年底要辦畢業第一班。我們聽說學堂裏要送張在貞、王言、鄭璋和我四個人到上海道衙門去考試。我和王、鄭三人都不願意去考試，都不等到考試日期，就離開學堂了。
為什麼我們不願受上海道的考試呢？這一年之中，我們都經過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為“新人物”了。二哥給我的一大籃子的“新書”，其中很多是梁啟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這時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勢力的時代，他雖不曾明白提倡種族革命，卻在一班少年人的腦海裏種下了不少革命種子。有一天，王言君借來了一本鄒容的《革命軍》，我們幾個人傳觀，都很受感動。借來的書是要還人的，所以我們到了晚上，等舍監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著蠟燭，輪流抄了一本《革命軍》。正在傳抄《革命軍》的少年，怎肯投到官廳去考試呢？
這一年是日俄戰爭的第一年。上海的報紙上每天登著很詳細的戰事新聞，愛看報的少年學生都感覺絕大的興奮。這時候中國的輿論和民眾心理都表同情於日本，都痛恨俄國，又都痛恨清政府的宣告中立。仇俄的心理增加了不少排滿的心理。這一年，上海發生了幾件刺激人心的案子。一件是革命黨萬福華在租界內槍擊前廣西巡撫王之春，因為王之春從前是個聯俄派。一件是上海黃浦灘上一個寧波木匠周生有被一個俄國水兵無故砍殺。這兩件事都引起上海報紙的注意；尤其是那年新出現的《時報》，天天用簡短沉痛的時評替周生有喊冤，攻擊上海的官廳。我們少年人初讀這種短評，沒有一個不受刺激的。周生有案的判決使許多人失望。我和王言、鄭璋三個人都恨極了上海道袁海觀，所以聯合寫了一封長信去痛罵他。這封信是匿名的，但我們總覺得不願意去受他的考試。所以我們三個人都離開梅溪學堂了（王言是黟縣人，後來不知下落了；鄭璋是潮陽人，後改名仲誠，畢業於複旦，不久病死）。
二
我進的第二個學堂是澄衷學堂。這學堂是寧波富商葉成忠先生創辦的，原來的目的是教育寧波的貧寒子弟；後來規模稍大，漸漸成了上海一個有名的私立學校，來學的人便不限止於寧波人了。這時候的監督是章一山先生，總教是白振民先生。白先生和我二哥是同學，他看見了我在梅溪作的文字，勸我進澄衷學堂。光緒乙巳年（1905），我就進了澄衷學堂。
澄衷共有十二班，課堂分東西兩排，最高一班稱為東一齋，第二班為西一齋，以下直到西六齋。這時候還沒有嚴格規定的學製，也沒有什麼中學小學的分別。用現在的名稱來分，可說前六班為中學，其餘六班為小學。澄衷的學科比較完全多了，國文、英文、算學之外，還有物理、化學、博物、圖畫諸科。分班略依各科的平均程度，但英文、算學程度過低的都不能入高班。
我初進澄衷時，因英文、算學太低，被編在東三齋（第五班）。下半年便升入東二齋（第三班），第二年（丙午，1906）又升入西一齋（第二班）。澄衷管理很嚴，每月有月考，每半年有大考，月考大考都出榜公布，考前三名的有獎品。我的考試成績常常在第一，故一年升了四班。我在這一年半之中，最有進步的是英文、算學，教英文的謝昌熙先生、陳詩豪先生、張鏡人先生，教算學的鬱耀卿先生，都給了我很多的益處。
我這時候對於算學最感覺興趣，常常在宿舍熄燈之後，起來演習算學問題。臥房裏沒有桌子，我想出一個法子來，把蠟燭放在帳子外床架上，我伏在被窩裏，仰起頭來，把石板放在枕頭上做算題。因為下半年要跳過一班，所以我須要自己補習代數。我買了一部丁福保先生編的代數書，在一個夏天把初等代數習完了，下半年安然升班。
這樣的用功，睡眠不夠，就影響到身體的健康。有一個時期，我的兩隻耳朵幾乎全聾了。但後來身體漸漸複原，耳朵也不聾了。我小時身體多病，出門之後，逐漸強健。重要的原因我想是因為我在梅溪和澄衷兩年半之中從來不曾缺一點鍾體操的功課。我從沒有加入競賽的運動，但我上體操的課，總很用氣力做種種體操。
澄衷的教員之中，我受楊千裏先生（天驥）的影響最大。我在東三齋時，他是西二齋的國文教員，人都說他思想很新。我去看他，他很鼓勵我，在我的作文稿本上題了“言論自由”四個字。後來我在東二齋和西一齋，他都做過國文教員。有一次，他教我們班上買吳汝綸刪節的嚴複譯本《天演論》來做讀本，這是我第一次讀《天演論》，高興得很。他出的作文題目也很特別，有一次的題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試申其義”（我的一篇，前幾年澄衷校長曹錫爵先生和現在的校長葛祖蘭先生曾在舊課卷內尋出，至今還保存在校內）。這種題目自然不是我們十幾歲小孩子能發揮的，但讀《天演論》，做“物競天擇”的文章，都可以代表那個時代的風氣。
《天演論》出版之後，不上幾年，便風行到全國，竟做了中學生的讀物了。讀這書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學史和思想史上的貢獻。他們能了解的隻是那“優勝劣敗”的公式在國際政治上的意義。在中國屢次戰敗之後，在庚子、辛醜大恥辱之後，這個“優勝劣敗，適者生存”的公式確是一種當頭棒喝，給了無數人一種絕大的刺激。幾年之中，這種思想像野火一樣，延燒著許多少年人的心和血，“天演”、“物競”、“淘汰”、“天擇”等等術語都漸漸成了報紙文章的熟語，漸漸成了一班愛國誌士的“口頭禪”。還有許多人愛用這種名詞做自己或兒女的名字。陳炯明不是號競存嗎？我有兩個同學，一個叫做孫競存，一個叫做楊天擇。我自己的名字也是這種風氣底下的紀念品。我在學堂裏的名字是胡洪騂。有一天的早晨，我請我二哥代我想一個表字，二哥一麵洗臉，一麵說：“就用‘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字，好不好？”我很高興，就用“適之”二字（二哥字紹之，三哥字振之）。後來我發表文字，偶然用“胡適”作筆名，直到考試留美官費時（1910）我才正式用“胡適”的名字。
我在澄衷一年半，看了一些課外的書籍。嚴複譯的《群己權界論》，像是在這時代讀的。嚴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響沒有梁啟超的影響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有時候，我們跟他走到一點上，還想往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換了方向走了。在這種時候，我們不免感覺一點失望。但這種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為他盡了他的能力，把我們帶到了一個境界，原指望我們感覺不滿足，原指望我們更朝前走。跟著他走，我們固然得感謝他；他引起了我們的好奇心，指著一個未知的世界叫我們自己去探尋，我們更得感謝他。
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現在追想起來，有兩點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說》，第二是他的《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梁先生自號“中國之新民”，又號“新民子”，他的雜誌也叫做《新民叢報》，可見他的全副心思貫注在這一點。“新民”的意義是要改造中國的民族，要把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個新鮮活潑的民族。他說：
未有四肢已斷，五髒已瘵，筋脈已傷，血輪已涸，而身猶能存者；則亦未有其民愚陋怯弱渙散混濁而國猶能立者。……苟有新民，何惠無新製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新民說·敘論》）
他的根本主張是：
吾思之，吾重思之，今日中國群治之現象殆無一不當從根柢處摧陷廓清，除舊而布新者也。（《新民議》）
說得更沉痛一點：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蝻如蜮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藉，然後能滌蕩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廓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而其所以達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無血之破壞，二曰有血之破壞。……中國如能為無血之破壞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國如不得不為有血之破壞乎？吾衰而哀之。（《新民說·論進步》）
我們在那個時代讀這樣的文字，沒有一個人不受他的震蕩感動的。他在那時代（我那時讀的是他在壬寅癸卯做的文字）主張最激烈，態度最鮮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地提出一個革命的口號：
破壞亦破壞，不破壞亦破壞！（同上）
後來他雖然不堅持這個態度了，而許多少年人衝上前去，可不肯縮回來了。
《新民說》的最大貢獻在於指出中國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許多美德。梁先生很不客氣地說：
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遜人最優。（《敘論》）
他指出我們所最缺乏而最須采補的是公德，是國家思想，是進取冒險，是權利思想，是自由，是自治，是進步，是自尊，是合群，是生利的能力，是毅力，是義務思想，是尚武，是私德，是政治能力。他在這十幾篇文字裏，抱著滿腔的血誠，懷著無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指揮那無數的曆史例證，組織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便人掉淚，使人感激奮發的文章。其中如《論毅力》等篇，我在25年後重讀，還感覺到他的魔力。何況在我十幾歲最容易受感動的時期呢？
《新民說》諸篇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我徹底相信中國之外還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也給我開辟了一個新世界，使我知道《四書》、《五經》之外中國還有學術思想。梁先生分中國學術思想史為七個時代：
（一）胚胎時代 春秋以前
（二）全盛時代 春秋末及戰國
（三）儒學統一時代 兩漢
（四）老學時代 魏晉
（五）佛學時代 南北朝，唐
（六）儒佛混合時代 宋，元，明
（七）衰落時代 近二百五十年
我們現在看這個分段，也許不能滿意（梁先生自己後來也不滿意，他在《清代學術概論》裏已不認近250年為衰落時代了）。但在25年前，這是第一次用曆史眼光來整理中國舊學術思想，第一次給我們一個“學術史”的見解。所以我最愛讀這篇文章。不幸梁先生做了幾章之後，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以後，我在《新民叢報》上見他續作此篇，我高興極了。但我讀了這篇長文，終感覺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論“全盛時代”，說了幾萬字的緒論，卻把“本論”（論諸家學說之根據及其長短得失）全擱下了，隻注了一個“缺”字。他後來隻補作了“子墨子學說”一篇，其餘各家始終沒有補。第二，“佛學時代”一章的本論一節也全沒有做。第三，他把第六個時代（宋、元、明）整個擱起不提。這一部學術思想史中間缺了三個最要緊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幾年。我在那失望的時期，自己忽發野心，心想：“我將來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補作這幾章缺了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豈不是很光榮的事業？”我越想越高興，雖然不敢告訴人，卻真打定主意做這件事了。
這一點野心就是我後來做《中國哲學史》的種子。我從那時候起，就留心讀周、秦諸子的書。我二哥勸我讀朱子的《近思錄》，這是我讀理學書的第一部。梁先生的《德育鑒》和《節本明儒學案》，也是這個時期出來的。這些書引我去讀宋、明理學書，但我讀的並不多，隻讀了王守仁的《傳習錄》和《正義堂叢書》內的程、朱語錄。
我在澄衷的第二年，發起各齋組織“自治會”。有一次，我在自治會演說，題目是《論性》。我駁孟子性善的主張，也不讚成荀子的性惡說，我承認王陽明的性“無善無惡，可善可惡”是對的。我那時正讀英文的《格致讀本》（The Science Readers），懂得了一點點最淺近的科學知識，就搬出來應用了。孟子曾說：
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
我說：孟子不懂得科學，——我們在那時候還叫做“格致”。——不知道水有保持水平的道理，又不知道地心吸力的道理。“水無有不下”，並非水性向下，而是地心吸力引他向下。吸力可以引他向下，高地的蓄水塔也可以使自來水管裏的水向上。水無上無下，隻保持他的水平，卻又可上可下，正像人性本無善無惡，卻又可善可惡！
我這篇性論很受同學的歡迎，我也很得意，以為我真用科學說明告子、王陽明的性論了。
我在澄衷隻住了一年半，但英文和算學的基礎都是在這裏打下的。澄衷的好處在於管理的嚴肅，考試的認真。還有一樁好處，就是學校辦事人真能注意到每個學生的功課和品行。白振民先生自己雖不教書，卻認得個個學生，時時叫學生去問話。因為考試的成績都有很詳細的記錄，故每個學生的能力都容易知道。天資高的學生，可以越級升兩班；中等的可以半年升一班；下等的不升班，不升班就等於降半年了。這種編製和管理，是很可以供現在辦中學的人參考的。
我在西一齋做了班長，不免有時和學校辦事人衝突。有一次，為了班上一個同學被開除的事，我向白先生抗議無效，又寫了一封長信去抗議。白先生懸牌責備我，記我大過一次。我雖知道白先生很愛護我，但我當時心裏頗感覺不平，不願繼續在澄衷了。恰好夏間中國公學招考，有朋友勸我去考；考取之後，我就在暑假後（1906）搬進中國公學去了。
（四）在上海（二）
一
中國公學是因為光緒乙巳年（1905）日本文部省頒布取締中國留學生規則，我國的留日學生認為侮辱中國，其中一部分憤慨回國的人在上海創辦的。當風潮最烈的時候，湖南陳天華投海自殺，勉勵國人努力救國，一時人心大震動，所以回國的很多。回國之後，大家主張在國內辦一個公立的大學。乙巳十二月中，13省的代表全體會決議，定名為“中國公學”。次年（丙午，1906）春天在上海新靶子路黃板橋北租屋開學。但這時候反對取締規則的風潮已漸漸鬆懈了，許多官費生多回去複學了。上海那時還是一個眼界很小的商埠，看見中國公學裏許多剪發洋裝的少年人自己辦學堂，都認為奇怪的事。政府官吏疑心他們是革命黨，社會叫他們做怪物。所以讚助捐錢的人很少，學堂開門不到一個半月，就陷入了絕境。公學的幹事姚弘業先生（湖南益陽人）激於義憤，遂於三月十三日投江自殺，遺書幾千字，說：“我之死，為中國公學死也。”遺書發表之後，輿論都對他表敬意，社會受了一大震動，讚助的人稍多，公學才稍稍站得住。
我也是當時讀了姚烈士的遺書大受感動的一個小孩子。夏天我去投考，監試的是總教習馬君武先生。國文題目是《言誌》，我不記得說了一些什麼，後來君武先生告訴我，他看了我的卷子，拿去給譚心休、彭施滌先生傳觀，都說是為公學得了一個好學生。
我搬進公學之後，見許多同學都是剪了辮子，穿著和服，拖著木屐的，又有一些是內地剛出來的老先生，戴著老花眼鏡，捧著水煙袋的。他們的年紀都比我大得多；我是做慣班長的人，到這裏才感覺我是個小孩子。不久我已感得公學的英文、數學都很淺，我在甲班裏很不費氣力。那時候，中國教育界的科學程度太淺，中國公學至多不過可比現在的兩級中學程度，然而有好幾門功課都不能不請日本教員來教。如高等代數、解析幾何、博物學，最初都是日本人教授，由懂得日語的同學翻譯。甲班的同學有朱經農、李琴鶴等，都曾擔任翻譯。又有幾位同學還兼任學校的職員或教員，如但懋辛便是我們的體操教員。當時的同學和我年紀不相上下的，隻有周烈忠、李駿、孫粹存、孫競存等幾個人。教員和年長的同學都把我們看作小弟弟，特別愛護我們，鼓勵我們。我和這一班年事稍長，閱曆較深的師友們往來，受他們的影響最大。我從小本來就沒有過小孩子的生活，現在天天和這班年長的人在一塊，更覺得自己不是個小孩子了。
中國公學的教職員和同學之中，有不少的革命黨人。所以在這裏要看東京出版的《民報》，是最方便的。暑假年假中，許多同學把《民報》縫在枕頭裏帶回內地去傳觀。還有一些激烈的同學往往強迫有辮子的同學剪去辮子。但我在公學三年多，始終沒有人強迫我剪辮，也沒有人勸我加入同盟會。直到20年後，但懋辛先生才告訴我，當時校裏的同盟會員曾商量過，大家都認我將來可以做學問，他們要愛護我，所以不勸我參加革命的事。但在當時，他們有些活動也並不瞞我。有一晚10點鍾的時候，我快睡了，但君來找我，說，有個女學生從日本回國，替朋友帶了一隻手提小皮箱，海關上要檢查，她說沒有鑰匙，海關上不放行。但君因為我可以說幾句英國話，要我到海關上去辦交涉。我知道箱子裏是危險的違禁品，就跟了他到海關碼頭，這時候已過11點鍾，誰都不在了。我們隻好怏怏回去。第二天，那位女學生也走了，箱子她丟在關上不要了。
我們現在看見上海各學校都用國語講授，決不能想象20年前的上海還完全是上海話的世界，各學校全用上海話教書。學生全得學上海話。中國公學是第一個用“普通話”教授的學校。學校裏的學生，四川、湖南、河南、廣東的人最多，其餘各省的人也差不多全有。大家都說“普通話”，教員也用“普通話”。江浙的教員，如宋耀如、王仙華、沈翔雲諸先生，在講堂上也都得勉強說官話。我初入學時，隻會說徽州話和上海話，但在學校不久也就會說“普通話”了。我的同學中四川人最多，四川話清楚幹淨，我最愛學他，所以我說的普通話最近於四川話。兩三年後，我到四川客棧（元記、厚記等）去看朋友，四川人隻問：“貴府是川東？是川南？”他們都把我看做四川人了。
中國公學創辦的時候，同學都是創辦人，職員都是同學中舉出來的，所以沒有職員和學生的界限。當初創辦的人都有革命思想，想在這學校裏試行一種民主政治的製度。姚弘業烈士遺書中所謂“以大公無我之心，行共和之法”，即是此意。全校的組織分為“執行”與“評議”兩部。執行部的職員（教務幹事、庶務幹事、齋務幹事）都是評議部舉出來的，有一定的任期，並且對於評議部要負責任。評議部是班長和室長組織成的，有監督和彈劾職員之權。評議部開會時，往往有激烈的辯論，有時直到點名熄燈時方才散會。評議員之中，最出名的是四川人龔從龍，口齒清楚，態度從容，是一個好議長。這種訓練是很有益的。我年紀太小，第一年不夠當評議員，有時在門外聽聽他們的辯論，不禁感覺我們在澄衷學堂的自治會真是兒戲。
二
我第一學期住的房間裏有好幾位同學都是江西萍鄉和湖南醴陵人，他們是鄰縣人，說的話我聽不大懂。但不到一個月，我們很相熟了。他們都是二三十歲的人了，有一位鍾文恢（號古愚）已有胡子，人叫他做鍾胡子。他告訴我，他們現在組織了一個學會，叫做競業學會，目的是“對於社會，競與改良；對於個人，爭自濯磨”，所以定了這個名字。他介紹我進這個會，我答應了。鍾君是會長，他帶我到會所裏去，給我介紹了一些人。會所在校外北四川路厚福裏。會中住的人大概多是革命黨。有個楊卓林，還有個廖德璠，後來都是因謀革命被殺的。會中辦事最熱心的人，鍾君之外，有謝寅傑和丁洪海兩君，他兩人維持會務最久。
競業學會的第一件事業就是創辦一個白話的旬報，就叫做《競業旬報》。他們請了一位傅君劍先生（號鈍根）來做編輯。《旬報》的宗旨，傅君說，共有四項：一振興教育，二提倡民氣，三改良社會，四主張自治。其實這都是門麵語，骨子裏是要鼓吹革命。他們的意思是要“傳布於小學校之青年國民”，所以決定用白話文。胡梓方先生（後來的詩人胡詩盧）作《發刊辭》，其中有一段說：
今世號通人者，務為艱深之文，陳過高之義，以為士大夫勸，而獨不為彼什佰千萬倍裏巷鄉閭之子計，則是智益智，愚益愚，智日少，愚日多也。顧可為治乎哉？
又有一位會員署名“大武”作文《論學官話的好處》，說：
諸位呀，要救中國，先要聯合中國的人心，要聯合中國的人心，先要統一中國的言語。……但現在中國的語言也不知有多少種，如何叫他們合而為一呢？……除了通用官話，更別無法子了。但是官話的種類也很不少，有南方官話，有北方官話，有北京官話。現在中國全國通行官話，隻須摹（模）仿北京官話，自成一種普通國語哩。
這班人都到過日本，又多數是中國公學的學生，所以都感覺“普通國語”的需要。“國語”一個目標，屢見於《競業旬報》的第一期，可算是提倡最早的了。
《競業旬報》第一期是丙午年（1906）九月十一日出版的。同住的鍾君看見我常看小說，又能作古文，就勸我為《旬報》作白話文。第一期裏有我的一篇通俗“地理學”，署名“期自勝生”。那時候我正讀《老子》，愛上了“自勝者強”一句話，所以取了個別號叫“希強”，又自稱“期自勝生”。這篇文字是我的第一篇白話文字，所以我抄其中說“地球是圓的”一段在這裏做一個紀念：
譬如一個人立在海邊，遠遠的望這來往的船隻。哪來的船呢，一定是先看見他的桅杆頂，以後方能夠看見他的風帆，他的船身一定在最後方可看見。那去的船呢，卻恰恰與來的相反，他的船身一定先看不見，然後看不見他的風帆，直到後來方才看不見他的桅杆頂。這是什麼緣故呢？因為那地是圓的，所以來的船在那地的低處慢慢行上來，我們看去自然先看見那桅杆頂了。那去的船也是這個道理，不過同這個相反罷了。……諸君們如再不相信，可捉一隻蒼蠅擺在一隻蘋果上，叫他從下麵爬到上麵來，可不是先看見他的頭然後再看見他的腳麼？……
這段文字已充分表現出我的文章的長處和短處了。我的長處是明白清楚，短處是淺顯。這時候我還不滿15歲。25年來，我抱定一個宗旨，做文字必須要叫人懂得，所以我從來不怕人笑我的文字淺顯。
我做了一個月的白話文，膽子大起來了。忽然決心做一部長篇的章回小說。小說的題目叫做《真如島》，用意是“破除迷信，開通民智”。我擬了四十回的回目，便開始寫下去了。第一回就在《旬報》第三期上發表（丙午十月初一日），回目是：
虞善仁疑心致疾
孫紹武正論祛迷
這小說的開場一段是：
話說江西廣信府貴溪縣城外有一個熱鬧的市鎮叫做神權鎮，鎮上有一條街叫福兒街。這街盡頭的地方有一所高大的房子。有一天下午的時候，這屋的樓上有二人在那裏說話。一個是一位老人，年紀大約五十以外的光景，鬢發已經有些花白了，躺在一張床上，把頭靠近床沿，身上蓋了一條厚被，麵上甚是消瘦，好像是重病的模樣。一個是一位十八九歲的後生，生得儀容端整，氣概軒昂，坐在床前一隻椅子上，聽那個老人說話。……
我小時最痛恨道教，所以這部小說的開場就放在張天師的家鄉。但我實在不知道貴溪縣的地理風俗。所以不久我就把書中的主人翁孫紹武搬到我們徽州去了。
《競業旬報》出到第10期，便停辦了。我的小說續到第六回，也停止了。直到戊申年（1908）三月十一日，《旬報》複活，第11期才出世。但傅君劍已不來了，編輯無人負責，我也不大高興投稿了。到了戊申七月，《旬報》第24期以下就歸我編輯。從第24期到第38期，我做了不少的文字，有時候全期文字，從論說到時聞，差不多都是我做的。《真如島》也從第24期上續做下去，續到第十一回，《旬報》停刊了，我的小說也從此停止了。這時期我改用了“鐵兒”的筆名。
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給了我一個絕好的自由發表思想的機會，使我可以把在家鄉和在學校得著的一點點知識和見解，整理一番，用明白清楚的文字敘述出來。《旬報》的辦事人從來沒有幹涉我的言論，所以我能充分發揮我的思想，尤其是我對於宗教迷信的思想。例如《真如島》小說第八回裏，孫紹武這樣討論“因果”的問題：
這“因果”二字，很難說的。從前有人說，“譬如窗外這一樹花兒，枝枝朵朵都是一樣，何曾有什麼好歹善惡的分別？不多一會，起了一陣狂風，把一樹花吹一個‘花落花飛飛滿天’，那許多花朵，有的吹上簾櫳，落在錦茵之上；有的吹出牆外，落在糞溷之中。這落花的好歹不同，難道好說是這幾枝花的善惡報應不成？”這話很是，但是我的意思卻還不止此。大約這因果二字是有的。有了一個因，必收一個果。譬如吃飯自然會飽，吃酒自然會醉。有了吃飯吃酒兩件原因，自然會生出醉飽兩個結果來。但是吃飯是飯的作用生出飽來，種瓜是瓜的作用生出新瓜來。其中並沒有什麼人為之主宰。如果有什麼人為主宰，什麼上帝哪，菩薩哪，既能罰惡人於既作孽之後，為什麼不能禁之於未作孽之前呢？……“天”要是真有這麼大的能力，何不把天下的人個個都成了善人呢？……“天”既生了惡人，讓他在世間作惡，後來又叫他受許多報應，這可不是書上說的“出爾反爾”麼？……總而言之，“天”既不能使人不作惡，便不能罰那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