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一段引的是範縝的話（看本書第二章），後半是我自己的議論。這是很不遲疑的無神論。這時候我另在《旬報》上發表了一些“無鬼叢話”，第一條就引司馬溫公“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燒舂磨，亦無所施”的話，和範縝“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的話（參看第二章）。第二條引蘇東坡的詩“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順風來者怨。若使人人禱輒遂，造物應須日千變”。第三條痛罵《西遊記》和《封神榜》，其中有這樣的話：
夫士君子處頹敝之世，不能摩頂放踵敝口焦舌以挽滔滔之狂瀾，曷若隱遁窮邃，與木石終其身！更安忍隨波逐流，阿諛取容於當世，用自私利其身？（本條前麵說《封神榜》的作者把書稿送給他的女兒作嫁資，其婿果然因此發財。所以此處有“自私利”的話。）天壤間果有鬼神者，則地獄之設正為此輩！此其人更安有著書資格耶！（《叢話》原是用文言作的。）
這是戊申（1908）年八月發表的。誰也夢想不到說這話的小孩子在15年後（1923）居然很熱心的替《西遊記》作兩萬字的考證！如果他有好材料，也許他將來還替《封神榜》作考證哩！
在《無鬼叢話》的第三條裏，我還接著說：
《王製》有之：“托於鬼神時日卜筮以亂眾者，誅。”吾獨怪夫數千年來之掌治權者，之以濟世明道自期者，乃懵然不之注意，惑世誣民之學說得以大行，遂舉我神州民族投諸極黑暗之世界！嗟夫，吾昔謂“數千年來僅得許多膿包皇帝，混帳聖賢”，吾豈好詈人哉？吾豈好詈人哉？
這裏很有“衛道”的臭味，但也可以表現我在不滿17歲時的思想路子。《叢話》第四條說：
吾嚐持無鬼之說，論者或咎餘，謂舉一切地獄因果之說而摧陷之，使人人敢於為惡，殊悖先王神道設教之旨。此言餘不能受也。今日地獄因果之說盛行，而惡人益多，民德日落，神道設教之成效果何如者！且處茲思想競爭時代，不去此種種魔障，思想又烏從而生耶？
這種誇大的口氣，出於一個17歲孩子的筆下，未免叫人讀了冷笑。但我現在回看我在那時代的見解，總算是自己獨立想過幾年的結果，比起現今一班在幾個抽象名詞裏翻筋鬥的少年人們，我還不感覺慚愧。
《競業旬報》上的一些文字，我早已完全忘記了。前年中國國民黨的中央宣傳部曾登報征求全份的《競業旬報》，——大概他們不知道這裏麵一大半的文字是胡適做的，——似乎也沒有效果。我靠幾個老朋友的幫忙，搜求了幾年，至今，還不曾湊成全份。今年回頭看看這些文字，真有如同隔世之感。但我很詫異的是有一些思想後來成為我的重要的出發點的，在那十七八歲的時期已有了很明白的傾向了。例如我在《旬報》第36期上發表一篇《苟且》，痛論隨便省事不肯徹底思想的毛病，說“苟且”二字是中國曆史上的一場大瘟疫，把幾千年的民族精神都瘟死了。我在《真如島》小說第十一回（《旬報》37期）論扶乩的迷信，也說：
程正翁，你想罷。別說沒有鬼神，即使有鬼神，那關帝呂祖何等尊嚴，豈肯聽那一二張符訣的號召？這種道理總算淺極了，稍微想一想，便可懂得。隻可憐我們中國人總不肯想，隻曉得隨波逐流，隨聲附和。國民愚到這步田地，照我的眼光看來，這都是不肯思想之故。所以宋朝大儒程伊川說“學原於思”，這區區四個字簡直是千古至言。——鄭先生說到這裏，回過頭來，對翼華翼璜道：程子這句話，你們都可寫作座右銘。
“學原於思”一句話是我在澄衷學堂讀朱子《近思錄》時注意到的。我後來的思想走上了赫胥黎和杜威的路上去，也正是因為我從十幾歲時就那樣十分看重思想的方法了。
又如那時代我在李莘伯辦的《安徽白話報》上發表的一篇《論承繼之不近人情》（轉載在《旬報》廿九期），我不但反對承繼兒子，並且根本疑問“為什麼一定要兒子”？此文的末尾有一段說：
我如今要薦一個極孝順永遠孝順的兒子給我們中國四萬萬同胞。這個兒子是誰呢？便是“社會”。……
你看那些英雄豪傑仁人義士的名譽，萬古流傳，永不湮沒；全社會都崇拜他們，紀念他們；無論他們有子孫沒有子孫，我們紀念著他們，總不少減；也隻為他們有功於社會，所以社會永永感謝他們，紀念他們。阿噲噲，這些英雄豪傑仁人義士的孝子賢孫多極了，多極了！……一個人能做許多有益於大眾有功於大眾的事業，便可以把全社會都成了他的孝子賢孫。列位要記得：兒子孫子，親生的，承繼的，部靠不住。隻有我所薦的孝子順孫是萬無一失的。
這些意思，最初起於我小時看見我的三哥出繼珍伯父家的痛苦情形，是從一個真問題上慢慢想出來的一些結論。這一點種子，在四五年後，我因讀培根（Bacon）的論文有點感觸，在日記裏寫成我的“無後主義”。在十年以後，又因為我母親之死引起了一些感想，我才寫成《不朽：我的宗教》一文，發揮“社會不朽”的思想。
這幾十期的《競業旬報》，不但給了我一個發表思想和整理思想的機會，還給了我一年多作白話文的訓練。清朝末年出了不少的白話報，如《中國白話報》、《杭州白話報》、《安徽俗話報》、《寧波白話報》、《潮州白話報》，都沒有長久的壽命。光緒宣統之間，範鴻仙等辦《國民白話日報》，李莘伯辦《安徽白話報》，都有我的文字，但這兩個報都隻有幾個月的壽命。《競業旬報》出到四十期，要算最長壽的白話報了。我從第一期投稿起，直到他停辦時止，中間不過有短時期沒有我的文字。和《競業旬報》有編輯關係的人，如傅君劍，如張丹斧，如葉德爭，都沒有我的長久關係，也沒有我的長期訓練。我不知道我那幾十篇文字在當時有什麼影響，但我知道這一年多的訓練給了我自己絕大的好處。白話文從此成了我的一種工具。七八年之後，這件工具使我能夠在中國文學革命的運動裏做了一個開路的工人。
三
我進中國公學不到半年，就得了腳氣病，不能不告假醫病。我住在上海南市瑞興泰茶葉店裏養病，偶然翻讀吳汝綸選的一種古文讀本，其中第四冊全是古詩歌。這是我第一次讀古體詩歌，我忽然感覺很大的興趣。病中每天讀熟幾首。不久就把這一冊古詩讀完了。我小時曾讀一本律詩，毫不覺得很大興味；這回看了這些樂府歌辭和五七言詩歌，才知道詩歌原來是這樣自由的，才知道做詩原來不必先學對仗。我背熟的第一首詩是《木蘭辭》，第二首是《飲馬長城窟行》，第三是《古詩十九首》。一路下去，直到陶潛、杜甫，我都喜歡讀。讀完了吳汝綸的選本，我又在二哥的藏書裏尋得了《陶淵明集》和《白香山詩選》，後來又買了一部《杜詩鏡詮》。這時代我專讀古體歌行，不肯再讀律詩，偶然也讀一些五七言絕句。
有一天，我回學堂去，路過《競業旬報》社，我進去看傅君劍，他說不久就要回湖南去了。我回到了宿舍，寫了一首送別詩，自己帶給君劍，問他像不像詩。這詩我記不得了，隻記得開端是“我以何因緣，得交傅君劍”。君劍很誇獎我的送別詩，但我終有點不自信。過了一天，他送了一首《留別適之即和贈別之作》來，用日本卷箋寫好，我打開一看，真嚇了一跳。他詩中有“天下英雄君與我，文章知己友兼師”兩句，在我這剛滿15歲的小孩子的眼裏，這真是受寵若驚了！“難道他是說謊話哄小孩子嗎？”我忍不住這樣想。君劍這幅詩箋，我趕快藏了，不敢給人看。然而他這兩句鼓勵小孩子的話可害苦我了！從此以後，我就發憤讀詩，想要做個詩人了。有時候，我在課堂上，先生在黑板上解高等代數的算式，我卻在斯密司的《大代數學》底下翻《詩韻合璧》，練習簿上寫的不是算式，是一首未完的記遊詩。一兩年前我半夜裏偷點著蠟燭，伏在枕頭上演習代數問題，那種算學興趣現在都被做詩的新興趣趕跑了！我在病腳氣的幾個月之中發見了一個新世界，同時也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我從此走上了文學史學的路，後來幾次想矯正回來，想走到自然科學的路上去，但興趣已深，習慣已成，終無法挽回了。
丁未正月（1907）我遊蘇州，三月與中國公學全體同學旅行到杭州，我都有詩記遊。我那時全不知道“詩韻”是什麼，隻依家鄉的方音，念起來同韻便算同韻。在西湖上寫了一首絕句，隻押了兩個韻腳，楊千裏先生看了大笑，說，一個字在“尤”韻，一個字在“蕭”韻。他替我改了兩句，意思全不是我的了。我才知道做詩要硬記《詩韻》，並且不妨犧牲詩的意思來遷就詩的韻腳。
丁未五月，我因腳氣病又發了，遂回家鄉養病（我們徽州人在上海得了腳氣病，必須趕緊回家鄉，行到錢塘江的上遊，腳腫便漸漸退了）。我在家中住了兩個多月，母親很高興。從此以後，我十年不歸家（1907—1917），那是母親和我都沒有料到的。那一次在家，和近仁叔相聚甚久，他很鼓勵我作詩。在家中和路上我都有詩。這時候我讀了不少白居易的詩，所以我這時期的詩，如在家鄉做的《棄父行》，很表現《長慶集》的影響。
丁未以後，我在學校裏頗有少年詩人之名，常常和同學們唱和。有一次我做了一首五言律詩，押了一個“赬”字韻，同學和教員和作的詩有十幾首之多。同學中如湯昭（保民），朱經（經農），任鴻雋（叔永），沈翼孫（燕謀）等，都能作詩；教員中如胡梓方先生，石一參先生等，也都愛提倡詩詞，梓方先生即是後來出名的詩人胡詩廬，這時候他教我們的英文，英文教員能做中國詩詞，這是當日中國公學的一種特色。還有一位英文教員姚康侯先生，是辜鴻銘先生的學生，也是很講究中國文學的。辜先生譯的《癡漢騎馬歌》，其實是姚康侯先生和幾位同門修改潤色的。姚先生在課堂上常教我們翻譯，從英文譯漢文，或從漢文譯英文。有時候，我們自己從讀本裏挑出愛讀的英文詩，邀幾個能詩的同學分頭翻譯成中國詩，拿去給姚先生和胡先生評改。姚先生常勸我們看辜鴻銘譯的《論語》，他說這是翻譯的模範。但五六年後，我得讀辜先生譯的《中庸》，感覺很大的失望。大概當時所謂翻譯，都側重自由的意譯，務必要“典雅”，而不妨變動原文的意義與文字。這種訓練也有他的用處，可以使學生時時想到中西文字異同之處，時時想某一句話應該怎樣翻譯，才可算“達”與“雅”。我記得我們試譯一首英文詩，中有Scarecrow（稻草人）一個字，我們大家想了幾天，想不出一個典雅的譯法。但是這種工夫，現在回想起來，不算是浪費了的。
我初學做詩，不敢做律詩，因為我不曾學過對對子，覺得那是很難的事。戊申（1908）以後，我偶然試做一兩首五言律詩來送朋友，覺是並不很難，後來我也常常做五七言律詩了。做慣律詩之後，我才明白這種體裁是似難而實易的把戲；不必有內容，不必有情緒，不必有意思，隻要會變戲法，會搬運典故，會調音節，會對對子，就可以謅成一首律詩。這種體裁最宜於做沒有內容的應酬詩，無論是殿廷上應酬皇帝，或寄宿舍裏送別朋友，把頭搖兒搖，想出了中間兩聯，湊上一頭一尾，就是一首詩了；如果是限韻或和韻的詩，隻消從韻腳上去著想，那就更容易了。大概律詩的體裁和步韻的方法所以不能廢除，正因為這都是最方便的戲法。我那時讀杜甫的五言律詩最多，所以我做的五律頗受他的影響。七言律詩，我覺得沒有一首能滿意的，所以我做了幾首之後就不做了。
現在我把我在那時做的詩抄幾首在這裏，也算一個時期的紀念：
秋日夢返故居（戊申八月）
秋高風怒號，客子中懷亂。撫枕一太息，悠悠歸裏。入門拜慈母，母方撫孫玩。齊兒見叔來，牙牙似相喚。拜母複入室，諸嫂同炊爨。問答乃未已，舉頭日已旰。方期長聚首，豈複疑夢幻？年來曆世故，遭際多憂患。耿耿苦思家，聽人譏斥。（玩字原作弄，是誤用方音，前年改玩字。）
軍人夢
（譯Thomas Campbell's A Soldier's Dream）（戊申）
笳聲銷歇暮雲沉，耿耿天河燦列星。戰士創痍橫滿地，倦者酣眠創者逝。枕戈藉草亦蘧然，時見芻人影搖曳。長夜沉沉夜未央，陶然入夢已三次。夢中忽自顧，身已離行伍，秋風拂襟袖，獨行殊踽踽，惟見日東出，迎我歸鄉土。縱橫阡陌間，盡是釣遊跡，時聞老農刈稻歌，又聽牛羊嗥山脊。歸來戚友鹹燕集，誓言不複相離別。嬌兒數數親吾額，少婦情深自嗚咽。舉室爭言君已倦，幸得歸休免征戰。驚回好夢日熹微，夢魂渺渺成虛願。（芻人原作芻靈，今年改。）
酒醒（己酉）
酒能銷萬慮，已分醉如泥。燭淚流幹後，更聲斷續時。醒來還苦憶，起坐一沉思。窗外東風峭，星光淡欲垂。
女優陸菊芬演《紡棉花》（己酉）
永夜親機杼，悠悠念遠人。朱弦纖指弄，一曲翠眉顰。滿座天涯客，無端旅思新。未應兒女語，爭奈不勝春！
秋柳有序（己酉）
秋日適野，見萬木皆有衰意。而柳以弱質，際茲高秋，獨能迎風而舞，意態自如。豈老氏所謂能以弱者存耶？感而賦之。
但見蕭颼萬木摧，尚餘垂柳拂人來。西風莫笑長條弱，也向西風舞一回（西風莫笑，原作“憑君漫說”，民國五年改。長條原作“柔條”，十八年改。）
（五）我怎樣到外國去
一
戊申（1908）九月間，中國公學鬧出了一次大風潮，結果是大多數學生退學出來，另組織一個中國新公學。這一次的風潮為的是一個憲法的問題。
中國公學在最初的時代，純然是一個共和國家，評議部為最高立法機關，執行部的幹事即由公選產生出來。不幸這種共和製度實行了九個月（丙午二月至十一月），就修改了。修改的原因，約有幾種：一是因為發起的留日學生逐漸減少，而新招來的學生逐漸加多，已不是當初發起時學生與辦事人完全不分界限的情形了。二是因為社會和政府對於這種共和製度都很疑忌。三是因為公學既無校舍，又無基金，有請求官款補助的必要，所以不能不避免外界對於公學內部的疑忌。
為了這種種原因，公學的辦事人就在丙午（1906）年的冬天，請了鄭孝胥、張謇、熊希齡等幾十人作中國公學的董事，修改章程，於是學生主體的製度就變成了董事會主體的製度。董事會根據新章程，公舉鄭孝胥為監督。一年後，鄭孝胥辭職，董事會又舉夏敬觀為監督。這兩位都是有名的詩人，他們都不常到學校，所以我們也不大覺得監督製的可畏。
可是在董事會的監督之下，公學的幹事就不能由同學公選了。評議部是新章所沒有的。選舉的幹事改為學校聘任的教務長、庶務長、齋務長了。這幾位辦事人，外麵要四出募捐，裏麵要擔負維持學校的責任，自然感覺他們的地位有穩定的必要。況且前麵已說過，校章的修改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但我們少年人可不能那樣想。中國公學的校章上明明載著“非經全體三分之二承認，不得修改”。這是我們的憲法上載著的唯一的修正方法。三位幹事私自修改校章，是非法的。評議部的取消也是非法的。這裏麵也還有個人的問題。當家日子久了，總難免“貓狗皆嫌”。何況同學之中有許多本是幹事諸君的舊日同輩的朋友呢？在校上課的同學自然在學業上日日有長進，而幹事諸君辦事久了，學問上沒有進境，卻當著教務長一類的學術任務，自然有時難免受舊同學的輕視。法的問題和這種人的問題混合在一塊，風潮就不容易避免了。
代議製的評議部取消之後，全體同學就組織了一個“校友會”，其實就等於今日各校的學生會。校友會和三幹事爭了幾個月，幹事答應了校章可由全體學生修改。又費了幾個月的時間，校友會把許多修正案整理成一個草案，又開了幾次會，才議定了一本校章。一年多的爭執，經過了多少度的磋商，新監督夏先生與幹事諸君均不肯承認這新改的校章。
到了戊申（1908）九月初三日，校友會開大會報告校章交涉的經過，會尚未散，監督忽出布告，完全否認學生有訂改校章之權，這竟是完全取消幹事承認全體修改校章的布告了。接著又出了兩道布告，一道說“集會演說，學堂懸為厲禁。……校友會以後不準再行開會”。一道說學生代表朱經、朱紱華“倡首煽眾，私發傳單，侮辱職員，要挾發布所自改印章程，屢誡不悛，純用意氣，實屬有意破壞公學。照章應即斥退，限一日內搬移出校”。
初四日，全體學生簽名停課，在操場上開大會。下午幹事又出布告，開除學生羅君毅、周烈忠、文之孝等七人，並且說：“如仍附從停課，即當將停課學生全行解散，另行組織。”初五日，教員出來調停，想請董事會出來挽救。但董事會不肯開會。初七日學生大會遂決議籌備萬一學校解散後的辦法。
初八日董事陳三立先生出來調停，但全校人心已到了很激昂的程度，不容易挽回了。初九日，校中布告：“今定於星期日暫停膳食。所有被脅諸生可先行退出校外，暫住數日。準於今日午後一時起，在寰球中國學生會發給旅膳費。俟本公學將此案辦結後，再行布告來校上課。”
這樣的壓迫手段激起了校中絕大多數同學的公憤。他們決定退學，遂推舉幹事籌備另創新校的事。退學的那一天，秋雨淋漓，大家冒雨搬到愛爾近路慶祥裏新租的校舍裏。廚房雖然尋來了一家，飯廳上桌凳都不夠，碗碟也不夠。大家都知道這是我們自己創立的學校，所以不但不叫苦，還要各自掏腰包，捐出錢來作學校的開辦費。有些學生把綢衣、金表，都拿去當了錢來捐給學堂做開辦費。
十天之內，新學校籌備完成了，居然聘教員，排功課，正式開課了。校名定為“中國新公學”；學生有一百六七十人。在這風潮之中，最初的一年因為我是新學生，又因為我告了長時期的病假，所以沒有參與同學和幹事的爭執。到了風潮正激烈的時期，我被舉為大會書記，許多記錄和宣言都是我做的，雖然不在被開除之列，也在退學之中。朱經、李琴鶴、羅君毅被舉作幹事。有許多舊教員都肯來擔任教課。學校雖然得著社會上一部分人的同情，捐款究竟很少，經費很感覺困難。李琴鶴君擔任教務幹事，有一天他邀我到他房裏談話，他要我擔任低級各班的英文，每星期教課30點鍾，月薪80元；但他聲明，自家同學做教員，薪俸是不能全領的，總得欠著一部分。
我這時候還不滿17歲，雖然換了三個學堂，始終沒有得著一張畢業證書。我若繼續上課，明年可以畢業了。但我那時確有不能繼續求學的情形。我家本沒有錢。父親死後，隻剩幾千兩的存款，存在同鄉店裏生息，一家人全靠這一點利息過日子。後來存款的店家倒帳了，分攤起來，我家分得一點小店業。我的二哥是個有才幹的人，他往來漢口、上海兩處，把這點小店業變來變去，又靠他的同學朋友把他們的積蓄寄存在他的店裏，所以他能在幾年之中合夥撐起一個規模較大的瑞興泰茶葉店。但近幾年之中，他的性情變了，一個拘謹的人變成了放浪的人；他的費用變大了，精力又不能貫注到店事，店中所托的人又不很可靠，所以店業一年不如一年。後來我家的虧空太大了，上海的店業不能不讓給債權人。當戊申的下半年，我家隻剩漢口一所無利可圖的酒棧（兩儀棧）了。這幾個月以來，我沒有錢住宿舍，就寄居在競業旬報社裏（也在慶祥裏）。從七月起，我擔任《旬報》的編輯，每出一期報，社中送我十塊錢的編輯費。住宿和飯食都歸社中擔負。我家中還有母親，眼前就得要我寄錢贍養了。母親也知道家中破產就在眼前，所以寄信來要我今年回家去把婚事辦了。我斬釘截鐵的阻止了這件事，名義上是說求學要緊，其實是我知道家中沒有餘錢給我辦婚事，我也沒有錢養家。
正在這個時候，李琴鶴君來勸我在新公學做教員。我想了一會，就答應了。從此以後，我每天教六點鍾的英文，還要改作文卷子。十七八歲的少年人，精力正強，所以還能夠勉強支持下去，直教到第二年（1909）冬天中國新公學解散時為止。
以學問論，我那時怎配教英文？但我是個肯負責任的人，肯下苦功去預備功課，所以這一年之中還不曾有受窘的時候。我教的兩班後來居然出了幾個有名的人物：饒毓泰（樹人），楊銓（杏佛），嚴莊（敬齋），都做過我的英文學生。後來我還在校外收了幾個英文學生，其中有一個就是張奚若。可惜他們後來都不是專習英國文學，不然，我可真“抖”了！
《競業旬報》停刊之後，我搬進新公學去住。這一年的教書生活雖然很苦，於我自己卻有很大的益處。我在中國公學兩年，受姚康侯和王雲五兩先生的影響很大，他們都最注重文法上的分析，所以我那時雖不大能說英國話，卻喜歡分析文法的結構，尤其喜歡拿中國文法來做比較。現在做了英文教師，我更不能不把字字句句的文法弄得清楚。所以這一年之中，我雖沒有多讀英國文學書，卻在文法方麵得著很好的練習。
中國新公學在最困苦的情形之下支持了一年多，這段曆史是很悲壯的。那時候的學堂多不講究圖書儀器的設備，隻求做到教員好，功課緊，管理嚴，就算好學堂了。新公學的同學因為要爭一口氣，所以成績很好，管理也不算壞。但經費實在太窮，教員隻能拿一部分的薪俸，幹事處常常受收房捐和收巡捕捐的人的惡氣；往往因為學校不能付房捐與巡捕捐，同學們大家湊出錢來，借給幹事處。有一次幹事朱經農君（即朱經）感覺學校經費困難已到了絕地，他憂愁過度，神經錯亂，出門亂走，走到了徐家彙的一條小河邊，跳下河去，幸遇人救起，不曾喪命。
這時候，中國公學的吳淞新校舍已開始建築了，但學生很少。內地來的學生，到了上海，知道了兩個中國公學的爭持，大都表同情於新公學，所以新公學的學生總比老公學多。例如張奚若（原名耘）等一些陝西學生，到了上海，趕不上招考時期，他們寧可在新公學附近租屋補習，卻不肯去老公學報名。所以“中國新公學”的招牌一天不去，“中國公學”是一天不得安穩發展的。老公學的職員萬不料我們能支持這麼久。他們也知道我們派出去各省募捐的代表，如朱紱華、朱經農、薛傳斌等，都有有力的介紹，也許有大規模的官款補助的可能。新公學募款若成功，這個對峙的局麵更不容易打消了。
老公學的三幹事之中，張邦傑先生（俊生）當風潮起時在外省募款未歸，他回校後極力主張調停，收回退學的學生。不幸張先生因建築吳淞校舍，積勞成病，不及見兩校的合並就死了。新公學董事長李平書先生因新校經濟不易維持，讚成調停合並。調停的條件大致是：凡新公學的學生願意回去的，都可回去；新公學的功課成績全部承認；新公學所有虧欠的債務，一律由老公學擔負清償。新公學一年之中虧欠已在一萬元以上，捐款究竟隻是一種不能救急的希望；職員都是少年人，犧牲了自己的學業來辦學堂，究竟不能持久。所以到了己酉（1909）十月，新公學接受了調停的條件，決議解散：願回舊校者，自由回去。我有題新校合影的五律二首，七律一首，可以紀念我們在那時候的感情，所以我抄在這裏：
十月題新校合影時公學將解散
無奈秋風起，艱難又一年。
顛危俱有責，成敗豈由天？
黯黯愁茲別，悠悠祝汝賢。
不堪回首處，滄海已桑田。
此地一為別，依依無限情。
淒涼看日落，蕭瑟聽風鳴。
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
相攜入圖畫，萬慮苦相縈。
十月再題新校教員合影
也知胡越同舟誼，無奈驚濤動地來。
江上飛烏猶繞樹，尊前殘蠟已成灰。
曇花幻想空餘恨，鴻爪遺痕亦可哀。
莫笑勞勞作芻狗，且論臭味到岑苔。
這都算不得詩，但“應有天涯感，無忘城下盟”兩句確是當時的心理。合並之後，有許多同學都不肯回老公學去，也是如此。這一年的經驗，為一個理想而奮鬥，為一個團體而犧牲，為共同生命而合作，這些都在我們160多人的精神上留下磨不去的影子。20年來，無人寫這一段曆史，所以我寫這幾千字，給我的一班老同學留一點“鴻爪遺痕”。
少年人的理想主義受打擊之後，反動往往是很激烈的。在戊申己酉（1908—1909）兩年之中，我的家事敗壞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己酉年，大哥和二哥回家，主張分析家產；我寫信回家，說我現在已能自立了，不要家中的產業。其實家中本沒有什麼產業可分，分開時，兄弟們每人不過得著幾畝田，半所屋而已，那一年之中，我母親最心愛的一個妹子和一個弟弟先後死了，她自己也病倒了。我在新公學解散之後，得了兩三百元的欠薪，前途茫茫，毫無把握，哪敢回家去？隻好寄居在上海，想尋一件可以吃飯養家的事。在那個憂愁煩悶的時候，又遇著一班浪漫的朋友，我就跟著他們墮落了。
“注”這一段是去年（1931）夏間寫的，寫成之後，我恐怕我的記載有不正確或不公平的地方，所以把原稿送給王敬芳先生（摶沙），請他批評修改。他是我們攻擊的幹事之一，是當日風潮的一個主要目標。但事隔二十多年，我們都可以用比較客觀的眼光來回看當年的舊事了。他看了之後，寫了一封幾千字的長信給我，承認我的話“說得非常心平氣和，且設身處地的委曲體諒，令我極端佩服”，又指出一些與當日事實不符的地方。他指出的錯誤，我都改正了。所以這一段小史，雖是二十多年後追記的，應該沒有多大的錯誤。我感謝王先生的修正，並且盼望我的老同學朱經農、羅君毅諸先生也給我同樣的修正。
王先生在他的長信裏說了幾句很感慨的話，我認為很值得附錄在此。他說：“我是當初反對取締規則最力的人，但是今日要問我取締規則到底對於中國學生有多大害處，我實在答不出來。你是當時反對公學最力的人，看你這篇文章，今昔觀察也就不同得多了。我想青年人往往因感情的衝動，理智便被壓抑了。中國學校的風潮，大多數是由於這種原因。學校中少一分風潮，便多一分成就。盼望你注意矯正這種流弊。”我是讚成這話的，但是我要補充一句：學校的風潮不完全由於青年人的理智被感情壓抑了，其中往往是因為中年人和青年人同樣的失去了運用理智的能力。專責備青年人是不公允的。中國公學最近幾次的風潮都是好例子。
二
中國新公學有一個德國教員，名叫何德梅（Ottomeir），他的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中國人，他能說廣東話、上海話、官話，什麼中國人的玩意兒，他全會。我從新公學出來，就搬在他隔壁的一所房子裏住，這兩所房子是通的，他住東屋，我和幾個四川朋友住西屋。和我同住的人，有林君墨（恕）、但怒剛（懋辛）諸位先生，離我們不遠，住著唐桂梁（蟒）先生，是唐才常的兒子。這些人都是日本留學生，都有革命黨的關係。在那個時候各地的革命都失敗了，黨人死的不少，這些人都很不高興，都很牢騷。何德梅常邀這班人打馬將，我不久也學會了。我們打牌不賭錢，誰贏誰請吃雅敘園。我們這一班人都能喝酒，每人麵前擺一大壺，自斟自飲。從打牌到喝酒，從喝酒又到叫局，從叫局到吃花酒，不到兩個月，我都學會了。
幸而我們都沒有錢，所以都隻能玩一點窮開心的玩意兒：賭博到吃館子為止，逛窯子到吃“鑲邊”的花酒或打一場合股份的牌為止。有時候，我們也同去看戲。林君墨和唐桂梁發起學唱戲，請了一位小喜祿來教我們唱戲，同學之中有歐陽予倩，後來成了中國戲劇界的名人。我最不行，一句也學不會，不上兩天我就不學了。此外，我還有一班小朋友，同鄉有許怡蓀、程樂亭、章希呂諸人，舊同學有鄭仲誠、張蜀川、鄭鐵如諸人。怡蓀見我隨著一班朋友發牢騷、學墮落，他常常規勸我。但他在吳淞複旦公學上課，是不常來的，而這一班玩的朋友是天天見麵的，所以我那幾個月之中真是在昏天黑地裏胡混，有時候，整天的打牌；有時候，連日的大醉。
有一個晚上，鬧出亂子來了。那一晚我們在一家“堂子”裏吃酒，喝得不少了，出來又到一家去“打茶圍”。那晚上雨下得很大，下了幾點鍾還不止。君墨、桂梁留我打牌，我因為明天要教書（那時我在華童公學教小學生的國文），所以獨自雇人力車走了。他們看我能談話，能在一疊“局票”上寫詩詞，都以為我沒有喝醉，也就讓我一個人走了。
其實我那時已大醉了，談話寫字都隻是我的“下意識”的作用，我全不記憶。出門上車以後，我就睡著了。
直到第二天天明時，我才醒來，眼睛還沒有睜開，就覺自己不是睡在床上，是睡在硬的地板上！我疑心昨夜喝醉了，睡在家中的樓板上，就喊了一聲“老彭”！——老彭是我雇的一個湖南仆人。喊了兩聲，沒有人答應，我已坐起來了，眼也睜開了。
奇怪得很！我睡在一間黑暗的小房裏，隻有前麵有亮光，望出去好像沒有門。我仔細一看，口外不遠還好像有一排鐵柵欄。我定神一聽，聽見欄杆外有皮鞋走路的聲響。一會兒，狄托狄托地走過來了，原來是一個中國巡捕走過去。
我有點明白了，這大概是巡捕房，隻不知道我怎樣到了這兒來的。我想起來問一聲，這時候才覺得我一隻腳上沒有鞋子，又覺得我身上的衣服都是濕透了的。我摸來摸去，摸不著那一隻皮鞋，隻好光著一隻襪子站起來，扶著牆壁走出去，隔著柵欄招呼那巡捕，問他這是什麼地方。
他說：“這是巡捕房。”
“我怎麼會進來的？”
他說：“你昨夜喝醉了酒，打傷了巡捕，半夜後進來的。”
“什麼時候我可以出去？”
“天剛亮一會，早呢！8點鍾有人來，你就知道了。”
我在亮光之下，才看見我的舊皮袍不但是全濕透了，衣服上還有許多汙泥。我覺得臉上有點疼，用手一摸，才知道臉上也有汙泥，並且有破皮的疤痕。難道我真同人打了架嗎？
這是一個春天的早晨，一會兒就是8點鍾了。果然有人來叫我出去。
在一張寫字桌邊，一個巡捕頭坐著，一個渾身泥汙的巡捕立著回話。那巡捕頭問：
“就是這個人？”
“就是他。”
“你說下去。”
那渾身泥汙的巡捕說：
“昨夜快12點鍾時候，我在海寧路上班，雨下得正大。忽然（他指著我）他走來了，手裏拿著一隻皮鞋敲著牆頭，狄托狄托地響。我拿巡捕燈一照，他開口就罵。”
“罵什麼？”
“他罵‘外國奴才’！我看他喝醉了，怕他闖禍，要帶他到巡捕房裏來。他就用皮鞋打我，我手裏有燈，抓不住他，被他打了好幾下。後來我抱住他，搶了他的鞋子，他就和我打起來了。兩個人抱住不放，滾在地上。下了一夜的大雨，馬路上都是水，兩個人在泥水裏打滾。我的燈也打碎了，身上臉上都被他打了。他臉上的傷是在石頭上擦破了皮。我吹叫子，喚來了一部空馬車，兩個馬夫幫我捉住他，關在馬車裏，才能把他送來。我的衣服是烘幹了，但是衣服上的泥都不敢弄掉，這都是在馬路當中滾的。”
我看他臉上果然有傷痕，但也像是擦破了皮，不像是皮鞋打的。他解開上身，也看不出什麼傷痕。
巡捕頭問我，我告訴了我的真姓名和職業，他聽說我是在華童公學教書的，自然不願得罪我。他說，還得上堂問一問，大概要罰幾塊錢。
他把桌子上放著的一隻皮鞋和一條腰帶還給我。我穿上了鞋子，才想起我本來穿有一件緞子馬褂，我向他要馬褂，他問那泥汙的巡捕，他回說：“昨夜他就沒有馬褂。”
我心裏明白了。
我住在海寧路的南林裏，那一帶在大雨的半夜裏是很冷靜的。我上了車就睡著了。車夫到了南林裏附近，一定是問我到南林裏第幾弄。我大概睡得很熟，不能回答了。車夫叫我不醒，也許推我不醒，他就起了壞心思，把我身上的錢摸去了，又把我的馬褂剝去了。帽子也許是他拿去了的，也許是丟了的。他大概還要剝我的皮袍，不想這時候我的“下意識”醒過來了。就和他抵抗。那一帶是沒有巡捕的，車夫大概是拉了車子跑了，我大概追他不上，自己也走了。皮鞋是跳舞鞋式的，沒有鞋帶，所以容易掉下來；也許是我跳下車來的時候就掉下來了，也許我拾起了一隻鞋子來追趕那車夫。車夫走遠了，我赤著一隻腳在雨地裏自然追不上。我慢慢地依著“下意識”走回去，醉人往往愛裝麵子，所以我丟了東西反唱起歌來了，——也許唱歌是那個巡捕的胡說，因為我的意識生活是不會唱歌的。
這是我自己用想象來補充的一段，是沒有法子證實的了。但我想到在車上熟睡的一段，不禁有點不寒而栗，身上的水濕和臉上的微傷哪能比那時刻的生命的危險呢？
巡捕頭許我寫一封短信叫人送到我的家中。那時候鄭鐵如（現在的香港中國銀行行長）住在我家中，我信上托他帶點錢來準備做罰款。
上午開堂問事的時候，幾分鍾就完了，我被罰了五元，做那個巡捕的養傷費和賠燈費。
我到了家中，解開皮袍，裏麵的棉襖也濕透了，一解開來，裏麵熱氣蒸騰：濕衣裹在身上睡了一夜，全蒸熱了！我照鏡子，見臉上的傷都隻是皮膚上的微傷，不要緊的。可是一夜的濕氣倒是可怕。
同住的有一位四川醫生，姓徐，醫道頗好。我請他用猛藥給我解除濕氣。他下了很重的瀉藥，泄了幾天，可是後來我手指上和手腕上還發出了四處的腫毒。
那天我在鏡子裏看見我臉上的傷痕和渾身的泥濕，我忍不住歎一口氣，想起“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詩句，心裏百分懊悔，覺得對不住我的慈母，——我那在家鄉時時刻刻懸念著我，期望著我的慈母！我沒有掉一滴眼淚，但是我已經過了一次精神上的大轉機。
我當日在床上就寫信去辭了華童公學的職務，因為我覺得我的行為玷辱了那個學校的名譽。況且我已決心不做那教書的事了。
那一年（庚戌，1910）是考試留美賠款官費的第二年。聽說，考試取了備取的還有留在清華學校的希望。我決定關起門來預備去應考試。
許怡蓀來看我，也力勸我擺脫一切去考留美官費。我所慮的有幾點：一是要籌養母之費，二是要還一點小債務，三是要籌兩個月的費用和北上的旅費。怡蓀答應替我去設法。後來除他自己之外，幫助我的有程樂亭的父親鬆堂先生和我的族叔祖節甫先生。
我閉戶讀了兩個月的書，就和二哥紹之一同北上。到了北京，蒙二哥的好朋友楊景蘇先生（誌洵）的厚待，介紹我住在新建築中的女子師範學校（後來的女師大）校舍裏，所以費用極省。在北京一個月，我不曾看過一次戲。
楊先生指點我讀舊書，要我從《十二經注疏》用功起。我讀漢儒的經學，是從這個時候起的。
留美考試分兩場，第一場考國文英文，及格者才許考第二場的各種科學。國文試題為《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說》，我想這個題目不容易發揮，又因我平日喜歡看雜書，就做了一篇亂談考據的短文，開卷就說：
矩之作也，不可考矣。規之作也，其在周之末世乎？
下文我說《周髀算經》作圓之法足證其時尚不知道用規作圓；又孔子說“不逾矩”，而不並舉規矩，至墨子、孟子始以規矩並用，足證規之晚出。這完全是一時異想天開的考據，不料那時看卷子的先生也有考據癖，大賞識這篇短文，批了100分。英文考了60分，頭場平均80分，取了第10名。第二場考的各種科學，如西洋史，如動物學，如物理學，都是我臨時抱佛腳預備起來的，所以考得很不得意。幸虧頭場的分數占了大便宜，所以第二場我還考了個第55名。取送出洋的共70名，我很挨近榜尾了。
南下的旅費是楊景蘇先生借的。到了上海，節甫叔祖許我每年遇必要時可以墊錢寄給我的母親供家用。怡蓀也答應幫助。沒有這些好人的幫忙，我是不能北去，也不能放心出國的。
我在學校裏用胡洪騂的名字，這回北上應考，我怕考不取為朋友學生所笑，所以臨時改用胡適的名字。從此以後，我就叫胡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