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用進化的方法去思想，而這種有進化性的思想習慣，就做了我此後在思想史及文學工作上的成功之鑰。尤更奇怪的，這個曆史的思想方法並沒有使我成為一個守舊的人，而時常是進步的人。
一
我父胡珊，是一位學者，也是一個有堅強意誌，有治理才幹的人。經過一個時期的文史經籍訓練後，他對於地理研究，特別是邊省的地理，大起興趣。他前往京師，懷了一封介紹書，又走了42日而達北滿吉林，去進見欽差大臣吳大。吳氏是現在見知於歐洲研究中國學問者之中國的一個考古學家。
吳氏延見他，問有什麼可以替他為力的。我父說道：“沒有什麼，隻求準我隨節去解決中俄界務的糾紛，俾我得以研究東北各省的地理。”吳氏對於這個隻有秀才底子，且在關外長途跋涉之後，差不多已是身無分文的學者，覺得有味。他帶了這個少年去幹他那曆史上有名的差使，得他做了一個最有價值、最肯做事的幫手。
有一次與我父親同走的一隊人，迷陷在一個廣闊的大森林之內，三天找不著出路。到糧食告罄，一切偵察均歸失敗時，我父親就提議尋覓溪流。溪流是多半流向森林外麵去的。一條溪流找到了，他們一班人就順流而行，得達安全的地方。我父親作了一首長詩紀念這次的事跡，及40年後，我在《論杜威教授係統思想說》的一篇論文裏，用這件事實以為例證，雖則我未嚐提到他的名字，有好些與我父親相熟而猶生存著的人，都還認得出這件故事，並寫信問我是不是他們故世已久的朋友的一個小兒子。
吳大對我父親雖曾一度向政府薦舉他為“有治省才的人”，他在政治上卻並未得臻通顯，曆官江蘇、台灣後，遂於台灣因中日戰爭的結果而割讓與日本時，以55歲的壽延逝世。
二
我是我父親的幼兒，也是我母親的獨子。我父親娶妻凡三次：前妻死於太平天國之亂，亂軍掠遍安徽南部各縣，將其化為灰燼。次娶生了3個兒子、4個女兒。長子從小便證明是個難望洗心革麵的敗子。我父親喪了次妻後，寫信回家，說他一定要討一個純良強健的、做莊家人家的女兒。
我外祖父務農，於年終幾個月內且兼業裁縫。他是出身於一個循善的農家，在太平天國之亂中，全家被殺。因他還隻是一個小孩子，故被太平軍掠做俘虜，帶往軍中當差。為要防他逃走，他的臉上就刺了“太平天國”四字，終其身都還留著。但是他吃了種種困苦，居然逃了出來，回到家鄉，隻尋得一片焦土，無一個家人還得活著。他勤苦工作。耕種田地，兼做裁縫，裁縫的手藝，是他在賊營裏學來的。他漸漸長成，娶了一房妻子，生下四個兒女，我母親就是最長的。
我外祖父一生的心願就是想重建被太平軍毀了的家傳老屋。他每天早上，太陽未出，便到溪頭去揀選3大擔石子，分3次挑回廢屋的地基。挑完之後，他才去種田或去做裁縫。到了晚上回家時，又去3次，挑了3擔石子，才吃晚飯。凡此辛苦恒毅的工作，都給我母親默默看在眼裏，他暗恨身為女兒，毫無一點法子能減輕他父親的辛苦，促他的夢想實現。
隨後來了個媒人，在田裏與我外祖父會見，雄辯滔滔的向他替我父親要他大女兒的庚帖（按胡先生《我的母親訂婚》一章裏麵，用的是“八字”二字，英文係Birth date paper，故譯庚貼似較貼切）。我外祖父答應回去和家裏商量。但是到他在晚上把所提的話對他的妻子說了，她就大生氣。她說：“不行！把我女兒嫁給一個大她30歲的人，你真想得起？況且他的兒女也有年紀比我們女兒還大的！還有一層，人家自然要說我們嫁女兒給一個老官，是為了錢財體麵而把她犧牲的。”於是這一對老夫妻吵了一場。後來做父親的說：“我們問問女兒自己。說來說去，這到底是她自己的事。”
這個問題對我母親提了出來，她不肯開口。中國女子遇到同類的情形常是這樣的。但她心裏卻在深思沉想。嫁與中年喪偶、兼有成年兒女的人做填房，送給女家的聘金財禮比一般婚媾卻要重得多。這點於她父親蓋房子的計劃將大有幫助。況且她以前又是見過我父親的，知道他為全縣人所敬重。她愛慕他，願意嫁他，為的半是英雄崇拜的意識、但大半卻是想望幫助勞苦的父親的孝思。所以到她給父母逼著答話，她就堅決地說：“隻要你們倆都說他是好人，請你們倆做主。男人家47歲也不能算是老。”我外祖父聽了，歎了一口氣，我外祖母可氣得跳起來，憤憤地說：“好啊！你想做官太太了！好罷，聽你情願罷！”
三
我母親於1889年結婚，時年17，我則生在1891年12月。我父歿於1895年，留下我母親23歲做了寡婦。我父棄世，我母便做了一個有許多成年兒女的大家庭的家長。中國做後母的地位是十分困難的，她的生活自此時起，自是一個長時間的含辛茹苦。
我母最大的稟賦就是容忍。中國史書記載唐朝有個皇帝垂詢張公儀那位家長，問他家以什麼道理能九世同居而不分離拆散。那位老人家因過於衰邁，難以口述，請準用筆寫出回答。他就寫了一百個“忍”字。中國道德家時常舉出“百忍”的故事為家庭生活最好的例子，但他們似乎沒有一個曾覺察到許多苦惱、傾軋、壓迫和不平，使容忍成了一種必不可少的事情。
那班接腳媳婦凶惡不善的感情，利如鋒刃的話語，含有敵意的嘴臉，我母親事事都耐心容忍。她有時忍到不可再忍，這才早上不起床，柔聲大哭，哭她早喪丈夫。她從不開罪她的媳婦，也不提開罪的哪件事。但是這些眼淚，每次都有神秘莫測的效果。我總聽得有一位嫂嫂的房門開了，和一個婦人的腳步聲向廚房走去。不多一會，她轉來敲我們房門了。她走進來捧著一碗熱茶，送給我的母親，勸她止哭。母親接了茶碗，受了她不出聲的認錯。然後家裏又太平清靜得個把月。
我母親雖則並不知書識字，卻把她的全副希望放在我的教育上。我是一個早慧的小孩，不滿3歲時，就已認了800多字，都是我父親每天用紅箋方塊教我的。我才滿3歲零點，便在學堂裏念書。我當時是個多病的小孩，沒有攙扶，不能跨一個6英寸高的門檻。但我比學堂裏所有別的學生都能讀能記些。我從不跟著村中孩子們一塊兒玩。更因我缺少遊戲，我5歲時就得了“先生”的綽號。15年後，我在康奈耳大學做二年級時，也同是為了這個弱點，而被Doc（即Doctor縮讀，音與dog同，故用作諧稱。譯者）的諢名。
每天天還未亮時，我母親便把我喊醒，叫我在床上坐起。她然後把對我父親所知的一切告訴我。她說她望我踏上他的腳步，她一生隻曉得他是最善良最偉大的人。據她說，他是一個多麼受人敬重的人，以致在他間或休假回家的時期中，附近煙窟賭館都概行停業。她對我說我唯有行為好，學業科考成功，才能使他們兩老增光；又說她所受的種種苦楚，得以由我勤敏讀書來酬償。我往往眼睛半睜半閉的聽。但她除遇有女客與我們同住在一個房間的時候外，罕有不施這番晨訓的。
到天大明時，她才把我的衣服穿好，催我去上學。我年稍長，總是第一個先到學堂，並且差不多每天早晨都是去敲先生的門要鑰匙去開學堂的門。鑰匙從門縫裏遞了出來，我隔一會就坐在我的座位上朗念生書了。學堂裏到簿暮才放學，屆時每個學生都向朱印石刻的孔夫子大像和先生鞠躬回家。日中上課的時間平均是12小時。
我母親一麵不許我有任何種的兒童遊戲，一麵對於我建一座孔聖廟的孩子氣的企圖，卻給我種種鼓勵。我是從我同父異母的姊姊的長子，大我5歲的一個小孩那裏學來的。他拿各種華麗的色紙紮了一座孔廟，使我心裏羨慕。我用一個大紙匣子作為正殿，背後開了一個方洞，用一隻小匣子糊上去，做了擺孔子牌位的內堂。外殿我供了孔子的各大賢徒，並貼了些小小的匾對，書著頌揚這位大聖人的字句，其中半係錄自我外甥的廟裏，半係自書中抄來。在這座玩具的廟前，頻頻有香炷燃著。我母親對於我這番有孩子氣的虔敬也覺得歡喜，暗信孔子的神靈一定有報應，使我成為一個有名的學者，並在科考中成為一個及第的士子。
我父親是一個經學家，也是一個嚴守朱熹（1130—1200）的新儒教理學的人。他對於釋道兩教強烈反對。我還記得見我叔父家（那是我的開蒙學堂）的門上有一張日光曬淡了的字條，寫著“僧道無緣”幾個字。我後來才知道這是我父親所遺理學家規例的一部。但是我父親業已去世，我那彬彬儒雅的叔父，又到皖北去做了一員小吏，而我的幾位哥子則都在上海。剩在家裏的婦女們，對於我父親的理學遺規，沒有什麼拘束了。他們遵守敬奉祖宗的常禮，並隨風俗時會所趨，而自由禮神拜佛。觀音菩薩是他們所最愛的神，我母親是出於焦慮我的健康福祉的念頭，也做了觀音的虔誠信士。我記得有一次她到山上觀音閣裏去進香，她雖纏足，纏足是苦了一生的，在整段的山路上，還是步行來回。
我在村塾（村中共有7所）裏讀書，讀了9年（1895—1904）。在這個期間，我讀習並記誦了下列幾部書：
1.《孝經》：孔子後的一部經籍，作者不明。
2.《小學》：一部論新儒教道德學說的書，普通謂係宋哲朱熹所作。
3.《四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4.《五經》中的四經：《詩經》、《尚書》、《易經》、《禮記》。
我母親對於家用向來是節省的，而付我先生的學金，卻堅要比平常要多三倍。平常學金2塊銀元一年，她首先便送6塊錢，後又逐漸增加到12元。由增加學金這一點小事情，我得到千百倍於上述數目比率所未能給的利益。因為那2元的學生，單單是高聲朗讀，用心記誦，先生從不勞神去對他講解所記的字。獨我為了有額外學金的緣故，得享受把功課中每字每句解給我聽，就是將死板文字譯作白話這項難得的權利。
我年還不滿8歲，就能自己念書。由我二哥的提議，先生使我讀《資治通鑒》。這部書，實在是大曆史家司馬光於1084年所輯編年式的中國通史。這番讀史，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我不久就從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號編成有韻的歌訣，以資記憶。
隨後有一天，我在叔父家裏的廢紙箱中，偶然看見一本《水滸傳》的殘本，便站在箱邊把它看完了。我跑遍全村，不久居然得著全部。從此以後，我像老饕一般讀盡了本村鄰村所知的小說。這些小說都是用白話或口語寫的，既易了解，又有引人入勝的趣味。它們教我人生，好的也教，壞的也教，又給了我一件文藝的工具，若幹年後，使我能在中國開始眾所稱為“文學革命”（Literary Renaissance，直譯當為文藝複興。譯者）的運動。
其時，我的宗教生活經過一個特異的激變。我係生長在拜偶像的環境，習於諸神凶惡醜怪的麵孔，和天堂地獄的民間傳說。我11歲時，一日，溫習朱子的《小學》，這部書是我能背誦而不甚了解的。我念到這位理學家引司馬光那位史家攻擊天堂地獄的通俗信仰的話。這段話說：“形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燒舂磨，亦無所施。”這話好像說得很有道理，我對於死後審判的觀念，就開始懷疑起來。
往後不久，我讀司馬光的《資治通鑒》，讀到第一百三十六卷中有一段，使我成了一個無神論者。所說起的這一段，述紀元5世紀名範縝的一位哲學家，與朝眾競辯“神滅論”。朝廷當時是提倡大乘佛法的。範縝的見解，由司馬光攝述為這幾句話：“形者神之質地，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刃。未聞刃沒而利存，豈容形滅而神在哉？”
這比司馬光的形滅神散的見解——一種仍認有精神的理論——還更透徹有理。範縝根本否認精神為一種實體，謂其僅係神之用。這一番化繁為簡合著我兒童的心胸。讀到“朝野喧嘩，難之，終不能屈”，更使我心悅。
同在那一段內，又引據範縝反對因果輪回說的事。他與竟陵王談論，王對他說：“君不信因果，何得有富貴貧賤？”範縝答道：“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墮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複殊途，因果竟在何處？”
因果之說，由印度傳來，在中國人思想生活上已成了主要部分的少數最有力的觀念之一。中國古代道德家，常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為訓。但在現實生活上並不真確。佛教的因果優於中國果報觀念的地方，就是可以躲過這個問題，將其歸之於前世來世不斷的輪回。
但是範縝的比喻，引起了我幼稚的幻想，使我擺脫了惡夢似的因果絕對論。這是以偶然論來對定命論。而我以11歲的兒童就取了偶然論而叛離了運命。我在那個兒童時代是沒有牽強附會的推理的，僅僅是脾性的迎拒罷了。我是我父親的兒子，司馬光和範縝又得了我的心。僅此而已。
四
但是這一種心境的激變，在我早年不無可笑的結果。1903年的新年裏，我到我住在24裏外的大姊家去拜年。在她家住了幾天，我和她的兒子回家，他是來拜我母親的年的。他家的一個長工替他挑著新年禮物。我們回到路上，經過一個亭子，供著幾個奇形怪狀的神像。我停下來對我外甥說：“這裏沒有人看見，我們來把這幾個菩薩拋到汙泥坑裏去罷。”我這帶孩子氣的毀壞神像主張，把我的同伴大大地嚇住了。他們勸我走路，莫去惹那些本來已經瀕於危境的神道。
這一天正是元宵燈節。我們到了家中，家裏有許多客人，我的肚子已經餓了，開飯的時候，我外甥又勸我喝了一杯燒酒。酒在我的肚子裏，便作怪起來。我不久便在院子裏跑，喊月亮下來看燈。我母親不悅，叫人來捉我。我在他們前頭跑，酒力因我跑路，作用更起得快。我終被捉住，但還努力想掙脫。我母親抱住我，不久便有許多人朝我們圍攏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