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裏害怕，便胡言亂道起來。於是我外甥家的長工走到我母親身邊，低低的說：“外婆，我想他定是精神錯亂了。恐怕是神道怪了他。今天下午我們路過三門亭，他提議要把幾尊菩薩拋到汙泥坑裏去。一定是這番話弄出來的事。”我竊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一條妙計。我喊叫得更凶，好像我就真是三門亭的一個神一樣。我母親於是便當空焚香禱告，說我年幼無知無咎，許下如果蒙神恕我小孩子的罪過，定到亭上去燒香還願。
這時候，得報說龍燈來了，在我們屋裏的人，都急忙跑去看，隻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一會兒我就睡著了。母親許的願，顯然是靈應了。一個月後，我母親和我上外婆家去，她叫我恭恭敬敬地在三門亭還我們許下的願。
五
我年甫十三，即離家上路七日，以求“新教育”於上海。自這次別離後，我於14年之中，隻省候過我母親3次，一總同她住了大約7個月。出自她對我偉大的愛忱，她送我出門，分明沒有灑過一滴眼淚就讓我在這廣大的世界中，獨自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發展，所帶著的，隻是一個母親的愛，一個讀書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過了6年（1904—1910），在美國過了7年（1910—1917）。在我停留在上海的時期內，我經曆過三個學校（無一個是教會學校），一個都沒有畢業。我讀了當時所謂的“新教育”的基本東西，以曆史、地理、英文、數學，和一點零碎的自然科學為主。從故林紓氏及其他諸人的意譯文字中，我初次認識一大批英國和歐洲的小說家，司各提（scott），狄更司（Dickens）B，大小仲馬（Dumas pereet fils）、囂俄（Hugo）以及托爾斯泰（Tolstoy）等氏的都在內。我讀了中國上古、中古幾位非儒教和新儒教哲學家的著作，並喜歡墨翟的兼愛說與老子、莊子有自然色彩的哲學。
從當代力量最大的學者梁啟超氏的通俗文字中，我漸得略知霍布士（Hobbes）、笛卡兒（Descartes）、盧騷（Rousseau）C、賓坦（Bentham）D、康德（Kant）、達爾文（Darwin）等諸泰西思想家。梁氏是一個崇拜近代西方文明的人，連續發表了些文字，坦然承認中國人以一個民族而言，對於歐洲人所具有許多良好特性，感受缺乏；顯著的是注重公共道德，國家思想，愛冒險，私人權利觀念與熱心防其被侵，愛自由，自治能力，結合的本事與組織的努力，注意身體的培養與健康等。就是這幾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們古舊文明為自足，除戰爭的武器，商業轉運的工具外，沒有什麼要向西方求學的這種安樂夢中，震醒出來。它們開了給我，也就好像開了給幾千幾百別的人一樣，對於世界整個的新眼界。
我又讀過嚴複所譯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自由論》（On Liberty）和赫胥黎（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嚴氏所譯赫胥黎的論著，於1898年就出版，並立即得到知識階級的接受。有錢的人拿錢出來翻印新版以廣流傳（當時並沒有版權），因為有人以達爾文的言論，尤其是它在社會上與政治上的運用，對於一個感受惰性與濡滯日久的民族，乃是一個合宜的刺激。
數年之間，許多的進化名詞在當時報章雜誌的文字上，就成了口頭禪。無數的人，都采來做自己的和兒輩的名號，由是提醒他們國家與個人在生存競爭中消滅的禍害。向嚐一度聞名的陳炯明以“競存”為號。我有兩個同學名楊天擇和孫競存。
就是我自己的名字，對於中國以進化論為時尚，也是一個證據。我請我二哥替我起個學名的那天早晨，我還記得清楚。他隻想了一刻，他就說，“‘適者生存’中的‘適’字怎麼樣？”我表同意；先用來做筆名，最後於1910年就用作我的名字。
六
我對於達爾文與斯賓塞兩氏進化假說的一些知識，很容易的與幾個中國古代思想家的自然學說連了起來。例如在道家偽書《列子》所述的下麵這個故事中，發現兩千年前有一個一樣年輕，同抱一樣信仰的人，使我的童心歡悅：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眾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大小智力而相製，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而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豈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1906年，我在中國公學同學中，有幾位辦了一個定期刊物，名《競業旬報》，——達爾文學說通行的又一例子——其主旨在以新思想灌輸於未受教育的民眾，係以白話刊行。我被邀在創刊號撰稿。一年之後，我獨自做編輯。我編輯這個雜誌的工作不但幫助我啟發運用現行口語為一種文藝工具的才能，且以明白的話語及合理的次序，想出自我幼年就已具了形式的觀念和思想。在我為這個雜誌所著的許多論文內，我猛力攻擊人民的迷信，且坦然主張毀棄神道，兼持無神論。
1908年，我家因營業失敗，經濟大感困難。我於17歲上，就必需供給我自己讀書，兼供養家中的母親。我有一年多停學，教授初等英文，每日授課五小時，月得修金80元。1910年，我教了幾個月的國文。
那幾年（1909—1910）是中國曆史上的黑暗時代，也是我個人曆史上的黑暗時代。革命在好幾省內爆發，每次都歸失敗。中國公學原是革命活動的中心，我在那裏的舊同學參加此等密謀的實繁有徒，喪失生命的為數也不少。這班政治犯有好些來到上海與我住在一起，我們都是意氣消沉，厭世悲觀的。我們喝酒，作悲觀的詩詞，日夜談論，且往往作沒有輸贏的賭博。我們甚至還請了一個老伶工來教我們唱戲。有一天早上，我作了一首詩，中有這一句：“霜濃欺日淡”（此詩的英譯文是：“How proudly does the wintry frost scorn the powerless rays of the sun。”——譯者）。
意氣消沉與執勞任役驅使我們走入了種種的流浪放蕩。有一個雨夜，我喝酒喝得醺醺大醉，在鎮上與巡捕角鬥，把我自己弄進監裏去關了一夜。到我次晨回寓，在鏡中看出我臉上的血痕，就記起李白飲酒歌中的這一句：“有人用武力，任出吾身物。”（Some use might yet be made of this material born in me。這一句一時也查不出原文。）我決心脫離教書和我的這班朋友。下了一個月的苦工夫，我就前往北京投考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所設的學額。我考試及格，即於七月間放洋赴美。
七
我到美國，滿懷悲觀。但不久便交結了些朋友，對於那個國家和人民都很喜愛。美國人出自天真的樂觀與朝氣給了我很好的印象。在這個地方，似乎無一事一物不能由人類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這種對於人生持有喜氣的眼光的傳染，數年之間，就漸漸治療了我少年老成的態度。
我第一次去看足球比賽時，我坐在那裏以哲學的態度看球賽時的粗暴及狂叫歡呼為樂。而這種狂叫歡呼在我看來，似乎是很不夠大學生的尊嚴的。但是到競爭愈漸激烈，我也就開始領悟這種熱心。隨後我偶然回頭望見白了頭發的植物學教授勞理先生（Mr。W。W。Rowlee）誠心誠意地在歡呼狂叫，我覺得如是的自慚，以致我不久也就熱心地陪著眾人歡呼了。
就是在民國初年最黑暗的時期內，我還是想法子打起我的精神。在致一個華友的信裏麵，我說道：“除了你我自己灰心失意，以為無希望外，沒有事情是無希望的。”（譯意——譯者。）在我的日記上，我記下些引錄的句子，如引克洛浦（Clough）的這一句：“如果希望是麻醉物，恐懼就是作偽者。”又如我自己譯自勃朗寧的這一節詩：
從不轉背而挺身向前，
從不懷疑雲要破裂，
雖合理的弄糟，違理的占勝，
而從不作迷夢的，
相信我們沉而再升，敗而再戰，
睡而再醒。
1914年1月，我寫這一句在我的日記上：“我相信我自離開中國後，所學得的最大的事情，就是這種樂觀的人生哲學了。”1915年，我以關於勃朗寧最優的論文得受柯生（考爾遜）獎金（Hiram Corson Prize）。我論文的題目是《勃朗寧樂觀主義辯》（In Defense of Browning Optimism）。我想來大半是我漸次改變了的人生觀使我於替他辯護時，以一種誠信的意識來發言。
我係以在康奈耳大學做紐約農科學院的學生開始我的大學生涯。我的選擇是根據了當時中國盛行的，謂中國學生須學點有用的技藝，文學、哲學是沒有什麼實用的這個信念，但是也有一個經濟的動機。農科學院當時不收學費，我心想或許還能夠把每月的月費省下一部來彙給我的母親。
農場上的經驗我一點都不曾有過，並且我的心也不在農業上。一年級的英國文學及德文課程，較之農場實習和養果學，反使我感覺興趣。躊躇觀望了一年又半，我最後轉入文理學院，受一次繳納4個學期的學費，就是使我受8個月困境的處分。但是我對於我的新學科覺得更為自然，從不懊悔這番改變。
有一科《歐洲哲學史》——歸故克萊頓教授（Professer J。E。Creighton）那位恩師主持，——領導我以哲學做了主科。我對於英國文學與政治學也深有興趣。康奈耳的哲學院（The Sage School of Philosophy）是唯心論的重鎮。在其領導之下，我讀了古代近代古典派哲學家比較重要的著作，我也讀過晚近唯心論者如布拉特萊（Bradley），鮑森揆（Bosanquet）等的作品，但是他們提出的問題從未引起我的興趣。
1915年，我往哥林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C，就學於杜威教授（Professer。John Dewey），直至1917年我回國之時為止。得著杜威的鼓勵，我著成我的論文《先秦名學史》這篇論文，使我把中國古代哲學著作重讀一過，並立下我對於中國思想史的一切研究的基礎。
八
留美的七年間，我有許多課外的活動，影響我的生命和思想，說不定也與我的大學課業一樣。當意氣頹唐的時候，我對於基督教大感興趣，且差不多把《聖經》讀完。1911年夏，我出席在賓雪凡尼亞（Pennsylvania）D普柯諾派思司（Pocono Pines）E舉行的中國基督教學生會的大會做來賓時，我幾乎打定主意做了基督徒。
但是我漸漸地與基督教脫離，雖則我對於其發達的曆史曾多有習讀，因為有好久時光我是一個無抵抗主義的信徒。耶穌降生前500年，中國哲學家老子曾傳授過上善若水，水善應萬物而不爭。我早年接收老子的這個教訓，使我大大地愛著《登山寶訓》。
1914年，世界大戰爆發，我深為比利時的命運所動，而成了一個確定的無抵抗者。我在康奈耳大同俱樂部（Cornell Cosmopolitan Club）住了三年，結交了許多各種國籍的熱心朋友。受著像那士密氏（George Nasmyth）和麥慈（John Mez）那樣唯心的平和論者的影響，我自己也成了一個熱心的平和論者。大學廢軍聯盟因維臘特（Oswald Garrison Villard）C的提議而成立於1915年，我是其創辦人之一。
到後來，各國際政體俱樂部（International Polity Clubs）成立，我在那士密氏安格爾（Norman ngell）D的領導之下，做了一個最活躍的會員，且曾參加過其起首兩屆的年會。1916年，我以我的論文《國際關係中有代替武力的嗎？》（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得受國際政體俱樂部的獎金。在這篇論文裏麵，我闡明依據以法律為有組織的武力建立一個國際聯盟的哲理。
我的平和主義與國際大同主義往往使我陷入十分麻煩的地位。日本由攻擊德國在山東的領土以加入世界大戰時，向世界宣布說，這些領土“終將歸還中國”。我是留美華人中唯一相信這個宣言的人，並以文字辯駁說，日本於其所言，說不定是意在必行的。關於這一層，我為許多同輩的學生所嘲笑。及1915年日本提出有名的對華二十一條件，留美學生，人人都讚成立即與日本開戰。我寫了一封公開的信給《中國留美學生月報》，勸告處之以溫和，持之以冷靜。我為這封信受了各方麵的嚴厲攻擊，且屢被斥為賣國賊。戰爭是因中國接受一部要求而得避免了，但德國在華領土則直至七年之後才交還中國。
我讀易卜生（Ibsen）、莫黎（John Morley）和赫胥黎諸氏的著作，教我思考誠實與發言誠實的重要。我讀過易卜生所有的戲劇，特別愛看《人民之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莫黎的《論妥協》（On Compromise），先由我的好友威廉思女士（Miss Edith Clifford Williams）C介紹給我，她是一直做了左右我生命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莫黎曾教我：“一種主義，如果健全的話，是代表一種較大的便宜的。為了一時似是而非的便宜而將其放棄，乃是為小善而犧牲大善。疲弊時代，剝奪高貴的行為和向上的品格，再沒有什麼有這樣拿得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