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由其革命事業的奮鬥史查得，應瑞賢曾多次改名。那麼他之所以頻繁改名僅是為了方便進行地下革命活動嗎？繼而，“朱學勉”一名為何沒有如其他化名一般應付過一時之需後便消逝在時間長河之中？但是，如若應瑞賢的父親確實是宋教仁案中的應桂馨，那麼他前後改名的時間因果都能解釋得通了。
可見，對於三人之間的關係考究，都是建立在各自的生平年表之上。那麼是否對其家譜驗證一番就可以得到明確的答案了呢？世居蜜岩村的學者應義植老先生所著的《蜜岩千古情》中，對應桂馨的生平乃至家族都有詳細的記載。蜜岩村位於寧波市鄞西山區，建村已近千年，村中90%的居民都以應為姓。據應氏族譜記載，蜜岩應氏居此曆時達八百七十年之久。應桂馨的父親名為應文生，石匠出身，因在上海包工致富，由家鄉寧波港口的繁華受到啟發，轉行投資上海的地產生意。最後一舉成為上海灘舉足輕重的人物。在獲得巨大財富後，應文生又開始謀劃如何進入上海灘的上層社會。他同上海道台黃祖銘等高層名流開始頻繁往來，更是在其兒子應桂馨弱冠之年，命其帶上家鄉出產的絲棉、湘絨紗以及古董、藝術品，並攜重金禮拜黃祖銘為義父，與青幫集團範高頭頻繁接觸。由此應桂馨與上海青幫結下了不解之緣，在成為青幫大佬後為後來的刺殺宋教仁一案埋下了伏筆。
在《蜜岩千古情》一書中有提到，應文生受當時康有為、梁啟超維新思潮的影響，逐漸萌生教育興國意識，耗資5萬兩白銀，在家鄉蜜岩辦起“崇義學堂”。並且根據村民應富國回憶：“應文生身材高，耳朵大，長有一副謙遜的笑容。神奇的是，他聽別人講話精彩時，耳朵會自主微動，似乎在表示讚同，旁邊人看了常要發笑。”
如此翔實的記載基本上可以確定應桂馨祖籍為寧波的蜜岩村。蜜岩村位於寧波市的西麵，寧海縣則是寧波南約60公裏，中間隔了奉化。如果說弱冠之年隨父親闖蕩上海灘的應桂馨同時是寧海富有聲望的鄉紳，其中的差距頗大很難聯係為同一人。因為寧海雖自古便與寧波聯係親密，但是兩者的距離以當時的交通狀況算來也是不小的。應義植在寫《蜜岩千古情》時，對這段曆史也是頗為上心，曾親自到寧海當地走訪。據相識的學者所言，從應義植老先生處有聽聞，蜜岩應桂馨與寧海應桂馨同名不同人。
然而應義植先生文中的蜜岩應桂馨在寧海參與了一個影響非常大的事件。由此蜜岩應桂馨與寧海有了切實的聯係。作為寧海鄉紳的應桂馨與同名的蜜岩應桂馨為何沒有任何相關描述？
帶著這樣的疑問再次翻閱民國時期的檔案。據史料記載，民主革命誌士陳其美為打開長江中下遊的革命局麵深入民間，於1911年調解了奉化漁民與寧海漁民的的大規模械鬥。其間陳其美利用自己在青幫的特殊身份，來到寧海一都王氏宗祠，約同在日本相識的邑紳程幹青、光複會會員孫乃泰及兩縣頭麵人物，包括應桂馨，將劍拔弩張的事態平息。這件事在寧海極為有名，被稱為“寧海奉化1911年打架事件”，在寧海圖書館有資料可查。
如果蜜岩應桂馨與寧海應桂馨是同時存在的兩個人的話，在這個事件中必然會產生某些碰撞。而事實上沒有任何相關記載。不論是《蜜岩千古情》還是其他文獻記載中有一條說的是，應桂馨奉父親之命回家鄉創辦新式學堂。學堂的創辦過程中有一段波折。當時學堂選址占用了祖田和民房，導致應桂馨與鄉老產生較大的矛盾，甚至驚動了陳其美。在1910年時陳其美親自到蜜岩村調解糾紛。那麼應桂馨回鄉建校的時間大約在1908、1909年這兩年。而應野平和應瑞賢分別出生於1910年和1912年。
其中巧合驚人，便有學者提出，應桂馨既然在家族中與鄉老交惡，那麼，有無可能在調解寧海奉化聚眾鬥毆事件後，憑借與寧海當地鄉紳的友好關係，舉家遷至寧海？而後憑借著各方人脈和財力成為寧海鄉紳的一員？
對比公認的應野平與應瑞賢生平簡介，可發現應野平籍貫雖為寧海籍，但並未明確寫到是生於寧海的。相對的應瑞賢則是明確指出，1912年出生於寧海本地。如果應野平與應瑞賢同為土生土長的寧海人，那麼不應該對其出生地有差異化記載。假設蜜岩應桂馨確為兩人父親，那麼種種迷霧究竟緣何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