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11年10月11日開始，莫理循幾乎每天都向《泰晤士報》報社發布消息。10月18日，因為想親臨起義現場進行實地報道，莫理循和一名英國武官及一名俄國軍官結伴離京南下，希望乘火車到漢口去。但在河南省信陽火車站被陸軍大臣蔭昌攔下。蔭昌說，他不能保證外國人在湖北的安全，因此不準他們繼續南行。莫理循此行用了4天的時間，留下的印象是：人們普遍同情革命黨，清政府將設法與革命黨講和，而不是繼續采取軍事行動。回京後他繼續利用情報網向倫敦發布中國的最新消息。從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3月10日前，莫理循至少發表了71則報道，僅10月11日至11月24日，他所發表的內容已達8113字，郵資就用了591鎊11先令5.5便士。
莫理循的報道受到各方麵的稱讚。莫伯利·貝爾夫人來信說，“您的報道又一次在倫敦贏得了讀者”。10月24日，林文慶致函莫理循：“中國人民很尊敬你，所有大報都爭著譯載你的電訊。”希望他幫助中國，“漢人和滿人將永遠對你感激不盡”。《泰晤士報》對外宣傳部主任白克爾致信莫理循：“我們非常感謝你的關於這場革命的極好的電訊。全世界都從《泰晤士報》上了解中國真正發生什麼事；你的工作得到了普遍的稱讚，你的文章被廣泛引用。”進而對他有所期待：“我相信你會成功地使袁正式在新政府中擔任負責職務。這樣，這個新政府就有可能存在下去。”
莫理循對於辛亥革命的態度基本上反映了《泰晤士報》的觀點。當然，《泰晤士報》並非隻刊登莫理循一人的報道，除了他，還有駐漢口、上海、南京的消息。但他的報道總是被放在頭條，而且內容遠遠多於其他消息。他自己也十分清楚這一狀況，曾對對外新聞部主任布拉姆說，他在報道時盡量避免與其他人重複。莫理循在發出電文的同時，往往郵寄內容更為豐富的信件，介紹一些更為詳盡的內幕資料。這些書信和電文一樣成為《泰晤士報》社論的依據。1912年1月18日，布拉姆致函給他：“每天晚上我們從東方消息最靈通的人那裏得到對具有最驚人的新發展的形勢所作的精彩的綜述。它向多數人講述他們想了解的事情，並且用從上海、香港發來的較短的電訊及路透社的零星摘要加以補充，對整個現場情景做了比任何其他報紙好得多的描述，卻不像有的報紙的消息那樣冗長。”
辛亥革命爆發後，歐美各報爭相登載與此相關的消息，一些報社駐華的記者、通訊員在漢口、上海、南京等革命前線實地采訪，報道革命動態，其中一些報道影響很大。如紐約克哈爾特專電，據遠東通訊社叢錄的“歐報對中國革命之輿論”載：“數日來紐約克哈爾特之專電甚多，歐報均轉載之，其言未必全近事實，特以其影響於輿論頗大。”在辛亥革命初期，莫理循的報道，論世界廣泛關注的漢口革命軍起義，他不及《大陸報》的記者、英國人埃德溫·丁格爾，《紐約先驅報》“戰訊記者”黑斯柯克，大阪《每日新聞》的年輕記者酋崎觀一等人，莫理循的報道在通過外交官的介紹反映漢口動態的同時，更多地表現的是北京各方麵的事態，如北京同情革命的言論，清政府的對策，北方清軍的調遣，尤其是對袁世凱活動的介紹。但是，隨著南北議和的展開，國內外輿論寄希望於袁世凱，莫理循對袁世凱的報道就越來越顯出其重要性，也越來越受到重視。特別是他掌握內情，能發出其他記者無法了解的內幕消息，其報道也就比其他報紙更詳細、準確和具體，並且傾向性十分明顯。
莫理循報道的內容和他對辛亥革命的認識密切相關。在革命初期，即革命爆發的頭一個月，他對中國南北雙方事態發展做了比較客觀的報道。隨著形勢的發展，莫理循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他的報道漸漸地不那麼客觀、公正，可以說，他所報道的是他心目中的辛亥革命，或者說是他所希望的革命了。他通過報道，向世界宣傳了一個他所希望的辛亥革命的結局。由於《泰晤士報》的影響廣泛，他便向歐美讀者展示了一個帶有他主觀色彩的革命。但在一定程度上，結果確是如他所願地產生了，袁世凱最終當上了共和國的總統。莫理循也因此受到了中外人士的普遍推崇。總體而言，莫理循在報道的過程中顯示了以下三個特點：
（一）1911年11月17日前，莫理循在革命初期報道了南北雙方的進展情況，對南北雙方事態發展給予比較真實的介紹。
莫理循的報道既有革命黨起義的內容，也有北方、特別是北京各界驚慌失措的場麵，還有清廷起用袁世凱的情況，而且其中不乏同情革命軍的文字。但對袁世凱的報道內容相對來說還是比較集中的。他在10月11日，也就是辛亥革命爆發後第一天的電文中就用了“革命”一詞，《泰晤士報》對此持謹慎態度，專門就這個詞與他討論。對外新聞部主任布拉姆說：“我們的研究問題的專家確切對我說，‘革命’二字隻適用於成功的叛亂，隻能在叛亂已經成功之後使用。因此十分明顯，除非並直到政府已被推翻，不論起義的形勢如何嚴重，我們不能將起義說成是‘革命’。”莫理循同意遵循報社的說法，不用“革命”的措詞，但事實上，他的電文是“革命”、“起義”、“反叛”等詞常同時出現，且其報道內容無不與“革命”有關。繼11日“武昌爆發大起義”之後，12日，“省軍械庫被占領/運動迅猛擴展”；13日，“清廷危在旦夕/同情革命黨”；16日，“財政和庚子賠款”；17日，“長江流域政府軍的起義運動”。他曾給許多人寫信，內容大都為同情革命的內容，如：“我遇到的任何人，無論是中國人還是中國人的外籍同事，都私下告訴我，他們希望革命成功。有一天晚上，我的一個朋友同剛剛通過北京歸國留學生考試的12位畢業生聚餐，他們是從英國、美國和日本回來的留學生，大家為革命的成功祝酒。”又如：“我在這裏（指北京）所遇到的每一個人都讚同革命，甚至比較開明的低級滿族官吏也反對他們的政府。”1911年10月13日，他特發電文一則：“北京知識分子普遍同情革命黨，對於充斥著太監和其他野蠻行徑，腐敗、衰落的清政府則很少同情。”11月6日，他在“上海和革命”的報道中指出，沒有理由懷疑上海是革命運動的司令部。城市和平地轉到革命軍手中，由一些著名人士擔任高職，如前清政府駐華盛頓公使伍廷芳，前駐藏參讚大臣溫宗堯等。蘇杭也加入到起義的行列，沒有什麼能阻止大沽、天津加入到革命行列。同時指出，北京報紙改變腔調，一些公開表示支持革命，一些則嚴厲抨擊袁世凱。
在報道中，莫理循對北方的情形給予較多的重視，著重報道了清政府不知所措的狀態和京內人士倉皇尋求保護的情形。如1911年11月7日，他致函布拉姆說，皇室因驚慌而癱瘓。政府束手無策。滿人尤其是“一些滿族親王和許多滿族公主逃往天津”。“人們一直處於瘋狂的動亂狀態中，他們離城避難的情形是我來中國後所見到的最觸目驚心的情景。每個人都在尋求外國人的保護。我的一個朋友費士哈上尉，僅僅在一所滿人的房子裏居住，每月就得到四百美元的報酬，所有日用品一應俱全”。11月10日，他繼續指出：“由於懼怕舊政權旁落新政權建立之間出現混亂搶劫，北京的驚慌局麵仍在持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