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疫的過程/醫生們的工作
哈爾濱於1910年11月8日發現第一例鼠疫病患。第一批受過西方醫學教育的醫生於12月6日到達哈爾濱，但受到阻撓，無法工作。兩周後，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幫辦伍連德博士帶著幾個助手抵達，也遭到阻撓，令人悲痛。伍連德從新加坡回國，他祖籍廣東，是劍橋大學的高材生。後來，吉林巡撫陳昭常親自到達疫病現場。他也是廣東人，對於西藥的良好療效有親身體會，因為他自己的兒子曾得了嚴重的傷寒症，被伍連德博士醫好。巡撫意識到支持醫生工作的重要性。北京的吉布（Gibb）醫生被派來協助伍博士組織防疫工作。派來士兵在鼠疫流行區（譯者注：指傅家甸）拉起了警戒線。設置了衛生設施。警察和由士兵組成的擔架員也組織了起來，引進了西方的防疫製度。俄國當局提供了100節火車皮作為檢疫站，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措施，因為這些車廂非常容易通風，也極易烘熱。我寫這個報道時，有1200名“被感染者”住在那裏，比他們自己的家舒適多了。他們的隔離期截止到明天。市鎮被劃分為四個區，每個區用不同顏色的記號標清楚。建立了消毒站和實驗室。逐日挨戶檢查，能聽到“把屍體抬出去”的喊聲，就像倫敦鼠疫期間聽到的一樣。
英國和中國醫生的工作
巡撫離開幾天後，斯當豪斯（Stenhouse）醫生和格雷安·阿斯普蘭德（GrahamAspland）醫生從北京來到哈爾濱，還有一名醫生一直堅守到今天。對於這三位英國醫生的勇氣和奉獻精神、醫術和人道精神，怎麼讚揚也不過分。所有的榮譽歸於伍連德博士。他首當其衝麵對一切危險，並且顯示出高水平的管理才能。他是中國衛生委員會的主席。他精力充沛，心態一直良好。和他一同工作的，有20位受過西醫訓練的中國醫生，幾乎都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還有30位學習醫學的中國學生和助手，他們都為自己的國家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他們獲得的經驗對今後的工作將是無價之寶。他們當中有一位年輕的醫生很是引人注目，他姓全（譯者注：全紹清），曾與駐藏辦事大臣共事過兩年（譯者注：任行署醫官），去過西姆拉。
撲滅鼠疫的成功在於有組織的防疫。正如我說過的，去年11月8日發現鼠疫，但直到今年1月14日巡撫視察後，才開始著手防疫。死亡人數在1月28日到達最高點，那天有178人被傳染致死。一個月以後，2月28日，傅家甸再沒有死亡記錄了。
傳染病屬於直接傳染。沒有人知道老鼠和跳蚤到過哪些地方。突然爆發了鼠疫。沒有發現真正的來源。老人和孩子比青壯年和中年人狀況好一些。有一個14口之家，隻有2個幸存者，一個是71歲的老嫗，另一個是她的曾孫女。在被火葬的屍體中，隻有一個是孩子。事實證明，疫苗並不能解決全部問題，但有一個壓倒性的事實，在歐洲，幾乎每一個病例都是可以防止的。在歐洲相當於東三省北部那麼多的人口中，隻有50例死亡病例。在東三省北部疫區，則有近6萬人死亡。麵對死亡危險，中國人表現的是極度的不重視。梅斯奈（Mesny）是卓越的法國醫生，他不戴口罩，直接用裸耳聽診疑似病人的胸音，病人咳嗽時，氣息噴到他的臉上，致其感染而死。俄國米歇爾（Michel）醫生的死震驚了在華外國人。他認為自己有免疫力，不對自己采取任何防護措施。在俄國為防鼠疫而征來工作的士兵中有新征來的底層人，他們對防護措施一無所知。他們將供給他們在搬運完屍體後用以手部消毒的烈酒一飲而盡。麥迪洛（Metillot）神父在呼蘭府（距哈爾濱15英裏遠的一個大的漢城）因傳染鼠疫而病倒，相鄰地區的傳教士戴爾帕（Delpal）神父前來照顧他，兩人是發小。在麥迪洛神父臨死前，戴爾帕神父吻了他的嘴唇，結果被傳染了，三天後也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