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義是中國革命的紅色名城，也是一座曆史悠久的文化古城。它北倚大婁山，南鄰烏江，地處川黔要衝，是黔北的交通樞紐。1935年初，革命的曙光在遵義出現。
1934年12月12日，長征途中的中央部分領導人在通道召開緊急會議，毛澤東大膽提議，轉兵在即；黎平會議，毛澤東挑戰最高“三人團”，西進貴州；猴場會議，毛澤東力主強渡烏江，劍指遵義；紅軍生死存亡之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會議。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走上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道路，領導了大小數次武裝起義，先後在農村建立了大小十幾塊革命根據地，創建了中國工農紅軍，連續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數次“圍剿”。到1931年初，中央紅軍已發展到10萬人，全國紅軍共30萬人。但是，隨著革命形勢的好轉，黨內的“左”傾情緒也逐漸發展起來。1931年間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在共產國際及其代表米夫的扶持下，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黨中央占據了領導地位，並進而向全國各根據地推廣，使黨、紅軍和革命根據地遭到嚴重損失。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100萬大軍發動對革命根據地的第五次軍事“圍剿”，其中以50萬大軍進攻中央革命根據地，企圖徹底消滅紅軍。這時，中共臨時中央已由上海遷到中央蘇區首府瑞金，毛澤東的正確領導被排斥，中央紅軍麵臨著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其間，1934年5月，中共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由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博古，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和中革軍委副主席、紅軍總政委周恩來組成“三人團”，負責處理一切，秘密主持策劃戰略轉移。
博古，原名秦邦憲，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第二年到蘇聯留學。“博古”與俄語“上帝”的發音相同，能為自己取這樣一個名字，可見博古的“膽子”不小。
說到博古，就不得不提到一個與他關係密切的人——王明。
王明曾就讀於莫斯科中山大學，與博古是同學。兩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有著同樣的理想和目標，在觀點上也常常達成一致。在六屆四中全會後，王明擔任中共中央領導職務後不久，即赴莫斯科擔任了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在他的舉薦下，博古一路青雲直上，以25歲的年齡，負責上海臨時中央的領導工作，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
那麼，李德又是誰呢？
李德，這個名字乍一聽沒有什麼特別，但這個人卻值得關注。因為德國人奧托·布勞恩，正是“李德”。他早年加入德國共產黨，後來在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1932年春被共產國際執委會派往中國。他是在當年秋天到達上海的，在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工作。由於共產國際駐華軍事代表兼中共中央總軍事顧問曼弗雷德·施特恩遲遲未到上海，所以“從第一天起”，奧托·布勞恩“就不得不作出軍事上的判斷和建議”，開始參與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指導。
1933年初，中共臨時中央從上海遷往中央根據地。同年9月，他以中共中央軍事顧問的身份來到瑞金，並開始啟用他的中文名字——李德。作為一名外國的軍事顧問，李德被列入了最高“三人團”的名單之中。究竟李德的能力如何？反“圍剿”的戰鬥將是個不小的考驗。
文質彬彬的博古熟讀馬列主義作品，在領兵打仗上卻是個“新手”。此時，蔣介石的大軍壓境，趕快找一個指揮作戰的幫手，著實讓博古費了腦筋。想來想去，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是個不錯的人選。
“洋人”李德受到了重用，這下他的發言權可漲了不少。在討論作戰計劃時，為了施展自己的才華，李德恨不得把自己在軍事學院學到的知識一股腦兒全搬出來。他嘰裏咕嚕地說著一大堆俄文，忙壞了身旁的翻譯。
看著振振有詞的李德，博古對自己的選擇暗自竊喜。但是，李德的身份是顧問，沒有發號施令的權力。此後，博古便開始了“一切行動聽指揮”。聽誰指揮？當然是李德。
其實，在前幾次反“圍剿”的戰鬥中，紅軍已積累了不少經驗，但是這位“洋人”顧問剛上任，也不顧兩軍力量的懸殊，提議和蔣介石的軍隊來個“硬碰硬”。炮火聲一響，紅軍的土槍、土炮明顯地敗下陣來。蔣介石的軍隊裝備精良，與他正麵交鋒肯定是吃虧的。反“圍剿”本來就是被動之舉，再加上李德錯誤的指揮，紅軍在第五次反“圍剿”的戰鬥中死傷慘重，根據地的範圍也日趨縮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