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1日，紅軍隊伍來到了位於湖南省西南部的通道縣城。
通道縣地處湘、黔、桂三省的交界點，是通往兩廣地區既方便又快捷的要道。在這裏，紅軍戰士們得到了短暫休整的機會；在這裏，中央紅軍需要及時總結失敗的原因，需要確定今後的路該怎麼走，仗該如何打……
進入通道縣城的第二天，天空一片陰沉，寒冷的空氣籠罩著大地。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在這裏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是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六人。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
六位領導人當中，各有各的經曆，各有各的想法，紅軍的前程就掌握在他們的手中。那麼，六個人能否達成共識呢？
在這之前，博古和李德都受到過蘇聯教育的熏陶，在那樣的大環境下，他們的思想也非常相似，可說早就站在了同一戰線。再加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舉措，他們更是一條船上的人，誰也脫不了幹係。
當時，毛澤東已經被免除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接替這個職位的人是張聞天。
在紅軍隊伍中，張聞天可以稱得上是一位“學者型”的人物。1925年入黨，之前曾經留學日本、蘇聯和美國，在語言、思想等方麵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起初，張聞天對毛澤東並不了解，也隻是聽說過名字而已。1931年，在蘇聯工作學習了將近七年的張聞天返回國內，在上海負責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之後，他進一步認識了毛澤東。
1933年初，張聞天隨中央機關從上海遷入中央蘇區，他在撰寫《區鄉蘇維埃怎樣工作》一書時，毛澤東與其通力合作，並於1934年4月共同出版了此書。在著書的過程中，張聞天發現，毛澤東並不像博古形容的那樣保守、沒有遠見，而是具有敏銳的觀察力和縝密的思考力。
在張聞天眼中，毛澤東是一個睿智、謙遜、充滿豪氣的人。在毛澤東身上，張聞天感受到了一個非凡領導人的氣質。同樣，毛澤東也把張聞天當作是自己的知己，一個值得信賴的朋友。
毛澤東很慶幸能夠和張聞天成為友人。當然，毛澤東的感召力還不僅如此，最高“三人團”中的周恩來，後來也成為了他最誠摯的夥伴。
周恩來出生在江蘇淮安，有著一副英俊的麵容，可謂是一表人才。1910年，年僅3歲的周恩來就隨伯父來到了東北。從鐵嶺銀崗書院，到天津南開學校，周恩來始終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周恩來也為自己定下了目標，要“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
後來，周恩來又先後到日本、法國和德國留學。在旅歐的中國學生和工人中宣傳馬克思主義，發起組織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1922年轉入中國共產黨，並參加中國旅歐支部的領導工作，對早期的建黨、建團工作起了重大作用。
當時，周恩來與張聞天、王稼祥的情況有所不同，他在中央最高“三人團”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在軍事方麵，麵對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周恩來曾向李德提出過不同的意見。周恩來認為，作戰方案應該以適應中國國情，以中國軍隊的實際情況為基礎，避免與敵軍打陣地戰。對李德提出的“將隊伍兵分幾路，從不同地方夾擊敵人的做法”，周恩來並不讚同。他認為應該把兵力集中起來，朝著相同的方向，先形成一個大的火力點。然後，在其他方向部署少量兵力，把敵人有效地牽製住。這樣一來，紅軍就可以彌補裝備差、彈藥不足的缺點，將劣勢轉為優勢。
周恩來提出的方案不但可以有力地阻擊敵人，還可以用機動部隊占領獲勝的先機。不可否認，這一點正與毛澤東的想法不謀而合。但倔強的李德卻固執己見。他沒有聽取周恩來的建議，而是執意把軍隊全部打散，幻想著能夠把敵人全部消滅。
慘烈的失敗，讓所有人感到悲痛，周恩來也不例外。但是他沒有立刻跳出來指責任何人，沒有像博古那樣自暴自棄，也沒有像李德一樣裝作無辜，而是始終堅持以大局為重。
在周恩來心裏，如何挽救這隻龐大的隊伍，如何挽救苦難中的人民才是真正要做的事情。他沒有把壓力強加到戰士們身上，而是陷入了沉思。周恩來越發覺得，自己在思想、政治方麵與博古等人有很多不同之處，所以他決定不再選擇妥協，而是堅守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