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7日，紅軍智取遵義城。8日，中央軍委發出《關於軍委縱隊9日進駐遵義並以縱隊司令員劉伯承兼遵義警備區司令電》，同時任命陳雲為警備區司令部政委。9日，紅軍在遵義城舉行隆重的入城儀式。遵義城內工、農、學、商各界人土手執紅旗從四麵八方湧向南門關豐樂橋迎候紅軍進城。12日，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在遵義老城隆重召開，近萬群眾參加大會。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城舉行。19日，紅軍離開遵義，移師北上。由此可見，紅軍駐守遵義長達12天，這是紅軍長征以來在一個城市駐守時間最長的一次，也是紅軍整個長征期間在一個城市駐守最久的一次。這就給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貨幣，提供了較為充裕的時間與安定的空間。而紅軍在此間嚴格執行的鐵的紀律、公買公賣的行動，博得廣大群眾的信任與擁護，又為貨幣的發行爭取了民心。
遵義縣革命委員會以軍委幹部團軍需處主任羅梓銘為主席，下設人民武裝、肅反、土地、財政、勞動、文化等六個人民委員會，分別以紅軍幹部丁柏霖、周興、朱開銓、毛澤民、陳雲州和地方幹部任移擔任上述各人民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每個人民委員會設委員三至九人，整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有委員25人。另外，各人民委員會根據工作需要，另設幹事若幹名。其時的委員、幹事都沒有薪水，隻管夥食，另加一人一塊錢的鞋襪費。
人民武裝委員會有60多支短槍，一個排的長槍，除在遵義街上武裝巡邏，還安排了必要的崗哨，以對付公開的和隱蔽的敵人，維護革命秩序。“當時的秩序搞得挺好，一切都很井然，也不擁擠，跟中央蘇區的秩序差不多。”
人民肅反委員會負責偵察潛伏的反革命分子，抓了軍閥王家烈派到遵義潛伏在商人中的幾個反革命分子，其餘的反革命分子聞風而逃。直到遵義縣革命委員會的40多人全部撤出為止的十天間，遵義城沒有發生過任何反革命的暴亂事件和擾亂社會治安的事件。
文化人民委員會主要任務是搞宣傳，宣傳紅軍有嚴明的紀律，公買公賣，不拉夫抓丁；宣傳紅軍抗日救國，打土豪分田地等等。二十幾歲的任移直爽、潑辣，他發動了很多同學參加宣傳工作，影響很大。“後來，在遵義縣革命委員會裏，就有40多個學生參加了紅軍，跟紅軍北上了。”
顯而易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的上述業績，給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貨幣造成了一個良好的社會環境和社會心理。如果沒有這些條件，要在黨的群眾基礎相當薄弱的遵義發行貨幣，根本無從談起。
遵義縣革命委員會還從多方籌集物資，以作為貨幣發行的後盾，為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貨幣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信用保證。
土地人民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保障駐守遵義的機關、部隊及遵義附近的部隊有足夠的糧食，盡量好的給養。同時，還要打土豪，查收國民黨官僚資本。在遵義城，就沒收了國民黨的三四個糧倉的穀子。這些糧食、財物，除了散發給群眾外，還上繳中央沒收征發委員會，充實國庫。
毛澤民親自領導的財政人民委員會，承擔了大量籌款、收集物資、進行公買公賣的任務。他們查收了國民黨官僚及反革命分子的財產，查收了王家烈的煙館、鹽行，得到一大批煙土和食鹽等，為貨幣的發行、回籠提供了充足的物資及硬通貨，從而能讓群眾放心接受、使用國幣。
當年遵義城的經濟、社會狀態，為國家銀行在遵義發行貨幣提供了較為相宜的市場條件。遵義是貴州省內僅次於貴陽的第二大城市，向為黔北首府，各種土產集散地，漢、苗、黎各族商旅雲集之所，市麵十分繁華。既有新城，又有老城，一條河流穿越其間，是紅軍長征以來所經過的第一座繁華的中等城市。盡管它曾因為反動政府、反動軍隊的欺騙宣傳，給紅軍先頭部隊以“老百姓跑的跑，藏的藏，所剩無幾，店鋪都關了門，滿街垃圾，一片蕭條淒涼”的印象。紅軍大部隊進城時，群眾已發動起來，“各種商店都已開門營業，百貨日用品、食品到處都是，街上行人也很多，有趕‘街市’的，有看熱鬧的，有做宣傳的，還有高聲叫賣麻糖的。”
另一方麵，當年遵義作為國民黨政府的一個行署，管轄十來縣，自是軍閥、官僚、地主、奸商相互勾結的地方，貴州軍閥王家烈便在這裏稱雄一方。他在遵義開有煙館、鹽行，囤積了價值幾十萬元的食鹽和大量煙土。當地缺鹽，他一手操縱市場，以昂貴的價格出售。其時豬肉才兩角錢一斤，鹽巴倒要四角一斤。許多老百姓因為買不起鹽而患大脖子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