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稼祥是召開遵義會議的最早倡議者。湘江戰役後，他就提出必須改變博古、李德的錯誤領導主張。時任紅一軍團政委的聶榮臻回憶說：對博古、李德，王稼祥同誌十分不滿。用他自己當時的話來說：“到時候要開會，把他們‘轟’下來！”
王稼祥戴著一副圓圓的眼鏡，嘴角總是掛著淺淺的微笑，看起來帶著幾絲書卷氣。1925年，19歲的王稼祥就讀於中國共產黨創辦的上海大學。隨後，他又到蘇聯留學了5年，和王明、博古都在莫斯科中山大學讀書。在蘇聯期間，他對馬列主義有深入的研究。因沒有參加過黨內的實際工作，他曾擁護王明的教條主義見解。1930年回國後，在中共中央宣傳部任幹事。1931年4月進入中央蘇區，擔任紅軍總政治部主任。
紅軍開始長征時，身染重病的毛澤東身體依然有些虛弱，需要用擔架抬著前進。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圍剿”中身受重傷，傷口沒有愈合，體力還沒恢複，不能做劇烈的運動，所以他也坐在擔架上行軍。正是這個原因，促使了毛澤東和王稼祥見麵的機會越來越多，擔架變成了討論政治的舞台，兩人相互越來越了解，觀點也完全達到了一致。
軍隊行進中，王稼祥一直在思考問題。他眼睜睜地看到紅軍的隊伍從8萬多銳減到3萬多人，焦急萬分。此刻，王稼祥心中暗暗地分析起紅軍失敗的原因。
最初，王稼祥是站在博古那一邊的。對待博古、李德下達的命令，王稼祥都會認真執行。但是，連續多次的失敗，無疑讓“稚嫩”的戰略部署漏洞百出；人員傷亡眾多，隊伍即將被衝垮，這一切無不證明了博古、李德在指揮作戰方麵的能力是不行的。王稼祥開始懷疑，開始重新審視中央最高“三人團”的決議。
行軍途中，毛澤東看到王稼祥麵露難色，便耐心地詢問其病情。其實，毛澤東十有八九猜到了王稼祥為何總是皺著眉頭。一方麵，王稼祥因為身上的傷還沒好利索，加上長途跋涉，肯定是痛苦不堪；另一方麵，他時刻在為紅軍的未來揪心。
慢慢地，毛澤東和王稼祥之間的話多了起來。他們常常探討關於政治、軍事、思想等方麵的問題，他們發現，原來兩個人的共同話題很多，在思想上也有很多共通之處。
晚上宿營時，毛澤東和王稼祥被安排住在一起。他們常常聊天聊到很晚，甚至到了深夜還有很多話沒有說完。
一天深夜，毛澤東卷了一支煙，點燃後深深地抽了一口。他扭頭看了看旁邊的王稼祥，問道：“你的病情好些了嗎？”
王稼祥習慣性地推了推眼鏡，回答：“好多了，你的身體恢複得不錯吧？”
“身體上的傷好治，心裏的傷口卻難以愈合……”毛澤東語重心長地說。
王稼祥聽得出毛澤東話裏有話，順勢問道：“大局當前，麵對的問題很多，你是怎麼看的？”
毛澤東沒有急著回答，彈了彈煙灰，說了句：“還是先說說你的看法吧。”
兩人心裏各自都有對於紅軍未來的看法，也都知道對方想要吐露一番。於是，他們不分彼此地打開了話題。
“依我看，不能讓博古等人再這麼‘折騰’下去了！”王稼祥直抒胸臆。
毛澤東點點頭，開口說道：“如今，蔣介石已經挖好了‘坑’，正等著我們‘跳’進去呢。可是，我們的隊伍卻‘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王稼祥無奈地搖了搖頭，說道：“這樣一來，等待我們的隻有張開的虎口，如果去了，就等於送死。”
毛澤東用堅定的語氣說道：“是的！我們要做的就是要另辟蹊徑，尋找一條安全的出路。看樣子，蔣介石已摸清了我們的思路。如若我們按照既定計劃實行，後果將不堪設想。”緊接著，毛澤東伸手指向西邊，放低了聲音繼續說：“現在，我們已經了解到一些情報，證明蔣介石在貴州地區並沒有安排眾多兵力，當然也不會出現層層封鎖線。既然這樣，我們何不放棄去湘西，轉道返回貴州。這樣一來，蔣介石這隻‘老虎’恐怕就要挨餓了。”
“現在軍中的情況很不樂觀。博古同誌在軍事方麵知之甚少。李德同誌又是個外國顧問，對於中國的戰況和形勢並不很了解，簡直是盲目指揮。”王稼祥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看法。
毛澤東感歎道：“我們真是想到一起去了！這就是問題的症結所在。李德學習了外國的戰略戰術，懂得軍事方麵的知識，能夠帶兵打仗，這幾點不假，但是他實在不該用書本上的東西生搬硬套。對於中國的國情，他並不了解，仍然用西方戰爭的對策對付蔣介石。這樣的方法，用於敵強我弱的中國人民軍隊，肯定是要打敗仗的。所謂‘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前幾次的慘痛教訓充分證明了改變行進路線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