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
《魏書》是我國封建社會“曆史”中第一部記述少數民族政權史事的著作，原編排本紀十二卷、傳九十二卷、誌十卷，合為一百一十四卷。但因其有一卷再分為幾卷的，故隋唐史誌均作為一百三十卷，現也一般通行一百三十卷之說。《魏書》作者魏收，記述了道武帝拓拔皃於公元386年建立魏國開始，到東魏孝靜帝元善見於公元550年滅亡止，共一百六十五年的曆史。
一
魏收（506～572），字伯起，小字佛助，下曲陽（今河北晉縣西）人。自稱是西漢初高良侯魏無知的後人。他自幼機警，勤奮苦讀，學問與日俱增。二十五歲，魏收升任散騎侍郎，掌起居注兼修國史，不久兼中書侍郎，和溫子升、邢邵齊名，被譽為北朝三才。
北魏末年，社會混亂，政治腐敗，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錯綜複雜。魏收浮沉於宦海，經曆了多次挫折。北魏分裂後，高歡把持東魏朝政，魏收被召赴晉陽（今山西太原），任中外府主薄，後來轉為高歡丞相府屬。這時盡管有位司馬子如向高歡推薦魏收，說他是“一國大才”，然而由於魏收曾為北魏孝武帝所信任，又得罪過高歡的親信，因而不被重用。魏收感到單憑文才已難以通達，便轉而請求修史。經過崔暹的推薦，高歡的長子高澄“乃啟收兼散侍常侍，修國史”。
公元550年4月，高歡次子高萍以齊代魏，建元天保。由於魏收直接參預了這次政變，凡“神代詔冊諸文”，都由魏收一手策劃，因此在事變當年，他就被高萍授予中書令兼著作郎的職務。公元551年，文宣帝高萍詔命魏收撰寫魏史，這樣才把魏史的撰寫工作真正提到了日程上。高萍還鼓勵魏收大膽直書許諾不誅史官，不廢史官。這樣，魏收在四十五歲時開始撰寫《魏書》，用近四年時間終於寫出了反映北魏一百六十多年的曆史。曆來史學家也不把《魏書》作為官修史書，而是當作魏收個人著作。
魏收修定《魏書》後更加被重用。和他齊名的溫子升、邢邵被皇帝疏遠和處死後，北齊遇有大事和發詔命，以及軍國文辭，都由魏收一人執筆。他升任尚書右仆射，並在玄州苑閣上畫了魏收像，極受朝野尊崇。公元572年，魏收死去。魏收一生曆經北魏、東魏、北齊三個皇朝，曆事魏孝明帝到北齊後主九個君主，到北齊後主時，“掌詔誥，除尚書右仆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宦途達到了頂點。
魏收正式開始編修《魏書》在天保二年，到天保五年完工奏上，前後經過不到四年時間。如從天保四年魏收專在閣修史算起，則僅有一年時間。因為魏收利用了當時許多關於北魏的史料，所以能迅速完成一部多達一百三十卷的史書。
在二十五史中，《魏書》有一個很特殊的情況，就是完成全書後，又被迫作過多次修改，後來還有多人重撰魏史。
《魏書》一出，在統治集團內部就引起了軒然大波，眾口沸騰，稱其為“穢史”，致使其書一直未能麵世。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魏收在北齊很得高氏父子的寵愛，從公元544年以後，國家大事、軍國文辭，都是魏收所作。可是《魏書》成書後，竟由北齊皇帝一再下詔命令其修改，可見當時圍繞《魏書》的鬥爭是十分劇烈的。
從現存資料看，《魏書》一再修改，與編纂體例、篇目結構、史學思想等史書最根本的內容無關，而都是圍繞著是否為某人立傳及怎樣記述講行的。那些指責《魏書》不實，要求更改的人也都是為了滿足私人的要求。如盧斐上訴說：“臣父仕魏，位至儀同，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與收無親，遂不立傳。博陵崔綽，位至本郡功曹，更無事跡，是收外親，乃為佳傳”（《北史·魏收傳》）。但查考史實，盧斐之父盧同黨附元叉，多所誅戮，並非“功業顯著，名聞天下”。而崔綽雖然官小職卑，卻是“賢俊之曹，冠冕州郡”，不是“更無事跡”可言。斐以官位高低作為是否立傳的標準，顯然是不足取的。
《魏書》一再修改，實際上與當時的社會風氣有關。魏晉南北朝時代是門閥貴族居於統治地位的時代，北魏拓拔氏政權及後來的東魏、西魏、北齊、北周也都不例外。當時，不僅魏收撰《魏書》時羅列譜係，重視門閥，而且那些《魏書》所記曆史人物的後裔也同樣十分重視門閥。社會風氣如此，所以門閥貴族對書中所記其先人傳記不合自己心意的貴族，自然要大做文章，以求為其先人遮掩醜惡，增添光彩。達不到目的，則一再推波助瀾，圍攻魏收，死後多年，仍要掘其墓，拋其骨。
《魏書》被群起而攻之，與當時的政治背景和魏收本人的為人處事性格品質極有關係。
北魏後期，隨著世家士族的發展，統治階級內部矛盾錯綜複雜，日益激化。北魏終於分裂為東魏和西魏之後，掌握實權的高氏和宇文氏，分別取代東魏和西魏，建立了北齊和北周。魏收屬於東魏，北齊係統，所以《魏書》強烈地反映了以這個係統為中心的色彩，凡不屬於這個係統的或關係不夠密切的人，自然會認為這部書“抑揚失當，毀譽任情”，從而加以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