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史記》概論
司馬遷是我國西漢時期傑出的史學家、思想家和文學家，他著的《史記》是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和第一部傳記文學名著。《史記》一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餘字，記人敘事上起傳說中的黃帝，到西漢中期的武帝，囊括大約三千年的曆史。“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司馬遷崇高的史德、卓越的史識、精湛的編纂體例，開創了中國的曆史學，並在中國思想史上留下了光輝的一章。
一
《史記》的最後一篇《太史公自序》是司馬遷的自傳。在這篇自傳中，司馬遷將其始祖追溯到顓頊時代的重、黎。顓頊任命南正重主管有關天的事務，任命火正黎主管有關地的事務。世代相傳，曆經唐、虞、夏、商，到周宣王時成為司馬氏。司馬氏世代任周朝史官，到東周惠王、襄王時去周適晉，此後便分散在衛、趙、秦等國，司馬遷便是居秦一支的後裔。秦惠文王時，司馬遷的八世祖司馬錯伐蜀有功，做過蜀郡守。秦昭襄王時，司馬錯之孫司馬靳為武安君白起部將，與白起攻打趙國的長平，坑殺趙軍，後與白起被逼迫自殺。秦始皇時，司馬靳之孫司馬昌曾任主鐵官。至漢初，司馬昌之子司馬無澤做過長安街市的市長。司馬無澤之子司馬喜曾任五大夫。司馬喜之子司馬談為漢太史令，掌天官，重操祖業，他便是司馬遷的父親。
司馬談“學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於黃子”，精通天文曆法、陰陽順逆，崇尚黃老之學，謹奉太史職守。《自序》所載《論六家要旨》精辟闡述陰陽、儒、墨、法、名、道德六家學說的核心思想，對前五家既有肯定也有批判，唯獨對道家推崇備至，試圖以道家融合諸家。司馬談的學識、思想和修撰史書的宏願對司馬遷有著巨大的影響。司馬遷追溯其“世序天地”、“世典周史”的古老家世，落腳點便在於父子重操祖業，以繼承孔子修《春秋》自詡，這是他頑強著述的主要動力之一。
司馬遷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一般認為，他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約卒於漢武帝征和三年（前90年），他的一生大致與漢武帝相始終。
司馬遷的表字、生卒年俱不見於《太史公自序》和《漢書·司馬遷傳》，字“子長”見於揚雄《法言·寡見》，生年至今有兩說。《自序》中說：“（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司馬貞《索隱》引《博物誌》說：“太史令茂陵顯武裏大夫司馬遷，年二十八，三年六月乙卯除，六百石。”司馬談卒於元封元年（前110年），三年後為元封三年（前108年），由此上推二十八年，則司馬遷生於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自序》說：“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張守節《正義》案語說：“遷年四十二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為四十二歲，由此上推四十二年，則司馬遷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年）。兩種說法相差十年。近代的王國維《太史公行年考》提出中元五年說；1944年，李長之的《司馬遷生年為建元六年辨》提出建元六年說；1955年，郭沫若的《太史公行年考有問題》也持建元六年說。此後兩說並存，文史教科書多采用“中元五年說”。王國維認為司馬遷的卒年難以考證，“然視為與武帝相終始，當無大誤也”，便成了沒有定論的定論。
《自序》雲：“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據說龍門為大禹治水所鑿，《尚書·禹貢》有“導河積石，至於龍門”之語，司馬遷樂於自稱。黃河龍門在今陝西韓城市與山西河津縣交界之處，司馬遷便誕生於陝西韓城市。少年司馬遷曾在這裏耕作放牧，誦讀古文，稟受天地自然的精華。奇險靈秀的長江西陵峽畔產生了偉大的屈原，雄渾壯美的黃河龍門之濱孕育了偉大的司馬遷。
司馬遷誦讀的古文（籀文），有《左傳》、《國語》、《世本》、《尚書》、《春秋》等書。他既能誦讀古文，今文（隸書）自當通曉。文中當有不少疑難，所以後來求教於孔安國、董仲舒。《漢書·儒林傳》說：“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自序》闡釋《春秋》宗旨，稱“餘聞董生曰”，裴鈒《集解》引服虔曰：“仲舒也。”這兩處明文記載司馬遷與董仲舒、孔安國的關係，不過求教問故而已，並非正式的師徒授受。《史記》、《漢書》條列經學源流，並沒有提到司馬遷師承何人。所以，可以認為司馬遷是自學成才，正如孔子之無常師。然《史記》闡釋《春秋》多按照公羊派的釋義，引用《尚書》多采古文家之說，表明董仲舒、孔安國對司馬遷影響極深。
二十歲的司馬遷已是深養厚蓄的飽學之士，於是他“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這次遊曆足跡遍及長江、黃河流域。此後，司馬遷做了郎中，常常隨駕巡行，遊曆頗多。元封元年（前110年）司馬遷三十五歲，奉命出使巴、蜀以南，到過邛、笮、昆明。司馬遷的遊曆對寫作《史記》影響極大。他實地考察，印證古籍的記載；搜集資料，彌補文獻之不足；瞻仰古跡，憑吊前賢，引發對先哲的無限崇敬；接觸現實，體察疾苦，激發對人民的深切同情；觀覽名山大川，奇景異物，陶冶性情，激發靈感，抒發胸懷而為文，形成雄深雅健，逸氣縱橫的風韻。所以後人以“行萬裏路，讀萬卷書”來讚譽司馬遷的成就與淵源。
司馬遷出使巴、蜀歸來，便在洛陽接受了父親的遺命。司馬談臨死之前拉著司馬遷的手諄諄告誡：“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並說，完成論著便盡了最大的孝道！司馬遷俯首流涕回答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司馬談逝世之後，三十八歲的司馬遷果然繼任太史令。於是“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整理史書記載及國家藏書，準備寫作。繼任太史令的第五年為太初元年（前104年），四十二歲的司馬遷倡議主持了太初改曆，使用《太初曆》。《太初曆》很精確，後世除極少數王朝外，曆代都沿用這一曆法。此後，司馬遷正式投入《史記》的著述。
司馬遷並不是奉詔修史，無意為當朝粉飾升平，歌功頌德。他的著述是要“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司馬遷抨擊漢武帝的政治，揭露漢武帝迷信神仙方士的愚蠢，因而觸怒漢武帝，漢武帝遲早都會迫害司馬遷。《三國誌·王肅傳》雲：“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下遷蠶室。”這與《西京雜記》《漢書舊儀注》記載相似，是漢魏學人的可信之說。今本《史記·孝武本紀》抄自《封禪書》，多寫漢武帝迷信神仙方士，不失原意。
天漢三年（前98年）司馬遷四十八歲，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李陵事件始末，詳見於《漢書》的《李廣傳》和《司馬遷傳·報任安書》。漢名將李廣之孫李陵隨貳師將軍李廣利出擊匈奴，獨率五千步卒，遭遇匈奴八萬騎兵，浴血奮戰，兵敗投降，“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蘖其短”。司馬遷與李陵素無交往，觀其為人，察其形勢，認為李陵是不得已而降，“且欲得其當而報漢”，於是稱說李陵之功，為之辯護。漢武帝大怒，以為司馬遷詆毀李廣利，授意獄吏定司馬遷為誣罔君上的死罪。司馬遷“家貧，財賂不足以自贖”。為了完成偉大的著述，被迫接受宮刑，肉體和精神被嚴重摧殘。蒙受奇恥大辱，迫使司馬遷重新審視現實。這災難不僅磨礪了他發憤為作的意誌，而且增強了著述的批判精神。
司馬遷出獄後，被任命為中書令。他忍受著極端的痛苦與憤懣，完成了《史記》的創作。
二
《史記》產生於儒學獨尊的西漢中期，起初“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並未即時流傳於世。楊惲為昭帝丞相楊敞之子，自幼喜讀外祖父司馬遷之書，他是《史記》的第一個傳播者。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太史公記》，或徑稱《太史公》。書中多次出現“史記”一詞，都是泛指史書記載。直到唐朝編撰《隋書》才正式把《史記》列為書名。
今本《史記》一百三十篇，與《自序》相符。《漢書·司馬遷傳》雲：“十篇缺，有錄無書。”三國魏人張晏注：“遷沒之後，亡《景紀》、《武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元、成之間褚先生補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自序》文末司馬貞《索隱述讚》亦雲：“惜哉殘缺，非才妄續。”這位褚先生名少孫，是西漢元帝、成帝年間的博學之士。他崇拜司馬遷，珍愛《史記》，為續補《史記》缺文，多方搜集資料，盡量揣測原意。凡續補之處大都標明“褚先生曰”，容易識別。續補內容基本符合原意，文辭筆法也有可觀之處，如《滑稽列傳》的“西門豹治鄴”就頗為精彩。續補之文雖與原著存在差距，但也並非不可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