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不僅是一個周期性變化，而且是數十年中推動新興市場崛起的動力的根本變化。經濟重力的基本法則已經把中國、俄羅斯、巴西以及其他大的新興市場拉回地麵。首先這是大數定律，即一個國家越富有，就越難快速地增加國家財富。
中國大陸和許多其他大的新興經濟體都在遵循類似“二戰”後日韓以及中國台灣所采用的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當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收入水平之上時，所有這些繁榮經濟體的發展速度都從9%~10%下降到5%~6%左右。世界銀行對中等收入的定義是，一個國家以美元計價的人均收入達到或超過4000美元。日本在70年代中期達到了4000美元，中國台灣和韓國在隨後的20年中也達到了4000美元。請注意，這些都是經濟發展史上極為成功的案例，因此它們代表了最好的情形。
在所有這三個案例中，經濟放緩的主要警示是經濟學家所謂的“結構性膨脹”：要求更高工資的工人數量突然增加，表明以前無窮無盡的能夠以最低工資來滿足出口工廠所需的勞動力隊伍再也不複存在了。中國在2010年突破了4000美元的大關，同一時期，工人要求更高工資的呼聲日益變大。但很多觀察家仍然認為，中國能以接近兩位數的速度輕易跨越這個障礙。
同時，西方投資者對美國和歐洲的活力喪失了信心，有點絕望地轉向了東方和南方。在2009年和2010年，數千億美元流入了新興市場的基金，對波蘭和秘魯、印度和印度尼西亞幾乎不加區別。這種“宏觀狂熱”——沉迷於全球宏觀趨勢——建立在一種假設之上（至少在繁榮時期暫時是正確的）：在評估任何特定資產類別時，所需的僅僅是對世界經濟大勢的了解。結果是，所有主流新興市場的股票走勢越來越同步。2011年上半年，新興世界中表現最好和表現最差的主要股市之間隻有10%的差別，這是曆史最低水平，同時也是羊群效應的一個危險提示。
這正是世界在進入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前所犯下的相同錯誤，那時所有高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都以某種形式被視為下一個日本。在華爾街營銷人員和暢銷書的鼓動下，現在很多分析師和投資者都在就財富從西方向東方的大轉移，以及未來貧富國家之間的趨同做出大膽設想，認為新興國家的平均收入正在迅速趕上那些富裕國家。這是一個巨大的銷售噱頭，但卻扭曲了現實，因為新興市場彼此之間是極為不同的。
首先，這些國家的發展水平大相徑庭。俄羅斯、巴西、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人均年收入超過1萬美元，發展潛力要遠低於人均收入處在5000美元之下的印度、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高收入並不一定會轉化為技術實力：匈牙利與巴西和墨西哥處在相同的收入水平，但有90%的匈牙利人使用移動通信服務，而在巴西和墨西哥，這一比例隻有40%。
各新興市場的債務負擔也極為不同，即便是中國和韓國這些近期的成功國家，其個人貸款和企業貸款相對其國內生產總值而言，都同許多受債務所困的發達國家一樣，相當沉重。韓國人一般都有3張以上的信用卡，背負的債務超過平均年收入，而隻有不到1/3的巴西人擁有信用卡。麵對西方問題，新興市場的脆弱性也表現為很多形式。許多亞洲國家仍然依賴對西方的出口，而很多東歐國家則更多地依賴西方提供的貸款來推動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