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爾多安政府主要通過位於安納托利亞的企業來發展與伊斯蘭國家新的貿易聯係，這並不令人驚訝。安納托利亞是土耳其伊斯蘭政治的中心地帶，也是正義與發展黨的根基所在。居爾總統已經高調訪問了中東、非洲和中亞，包括哈薩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他經常帶著十幾家企業的首席執行官隨行，這些人代表了和正義與發展黨有緊密聯係的安納托利亞新的企業階層。這個群體的重要人物之一是艾哈邁德·卡裏克，憑借對土庫曼斯坦的紡織品和遍布中東的建築等領域越來越多的投資，他最近登上了《福布斯》全球富豪榜。
西方觀察家常常懷疑安納托利亞這些新的政界和商界精英是否代表了近年來在許多中東國家出現的宗教極端主義威脅。當強大的勢力相信伊斯蘭律法是普適法律，主宰著從私人選擇到政治等生活的各個方麵時，這種威脅就產生了。土耳其幾乎不存在對這種世界觀的支持——即便是在正義與發展黨的執政下——這個國家在學校和宗教事務上強調了一種對伊斯蘭教唯一且溫和的解釋。大部分土耳其人，大約有60%，把宗教視為一種絕對的個人事務，另外30%的人認為宗教應該對政治具有道德上的影響，但是要符合現代民主和經濟的發展。這個群體可以跟美國主流的基督教政治相比，後者也沒有試圖把《聖經》的教義強加給社會。如何看待宗教在政治當中的角色，有90%的土耳其人跟美國主流相一致。隻有10%的人會在伊朗或沙特感覺到舒適，這兩個國家的宗教警察強製執行公共道德，用伊斯蘭教義對日常生活做出了規範。土耳其當然不存在強製實行伊斯蘭教規的說法。
在正義與發展黨開始在執法隊伍中安插更多的自己人之前，虔誠的穆斯林在土耳其更有可能成為警察執法的目標。2008年，一位國家公訴人援引憲法中關於禁止反世俗活動的規定，根據居爾總統的妻子在公共場合戴頭巾的事實，試圖禁止居爾總統從政。這荒謬至極。如果在自由共和國的誕生地法國、一個完全沒有伊斯蘭教基礎的國家禁止戴頭巾是一回事，在一個伊斯蘭國家禁止戴頭巾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此外，埃爾多安和居爾並沒有要求其他的正義與發展黨高官表現出類似的虔誠，因此這很難說是政府的一項政策。
伊斯蘭教的溫和性在土耳其源遠流長。幾十年來，來自其他伊斯蘭國家的遊客被他們在博斯普魯斯所看到的一切驚呆了：深夜派對，沒有戴麵紗的婦女指間夾著香煙，就像舊時好萊塢的女明星。這些做法隨著時間的推移變得更加充滿活力且備受追捧，過去10年中在正義與發展黨的領導下也是如此。博斯普魯斯的夜總會甚至直到午夜過後才開始營業，到了清晨街道上則擠滿了豪華轎車，外國遊客最好乘船返回自己的酒店。
我最近曾經去過一家名為“安琪莉可”的海邊夜總會，當時海岸巡警曾經靠岸並命令夜總會的管理人員把音樂調小，因為太吵了，這在一個人口相差無幾的曼哈頓社區將永遠不會被允許。狂歡的人群中有人認為這是正義與發展黨中某些道德警察在無事生非，但是對我來說，這就像一次合理的針對噪音的普通執法，而不是宗教恐嚇。當然並沒有人感到害怕。這家夜總會把音量調小了15分鍾左右，直到海岸巡警的船隻離開，但隨後重低音又開始咆哮。我的一個同事認真思考了一會兒，說：“你不能把它放回瓶子裏。”
很多正義與發展黨的內部人士都把埃爾多安視為堅守陣線來對抗保守派的那個人，這些保守派會讓土耳其朝著更為保守的伊斯蘭教和中東國家傾斜。埃爾多安正設法讓土耳其的歐洲部分和亞洲部分之間更加廣泛地分享財富。在土耳其的百強企業中，伊斯坦布爾—安卡拉—伊茲密爾三角地區之外的企業數量從2000年的16家增長到2011年的39家。每年商品出口超過10億美元的土耳其城市從4個增加到14個，其中很多是受到正義與發展黨垂青的安納托利亞城市。工業化城市開塞利是居爾總統的老家，現在正在發展成為家具和塑料生產基地。埃爾多安的感染力，在於他的言談就像伊斯坦布爾堅韌不拔的卡斯帕薩社區一位鼓舞人心的街頭鬥士，跟那些占據世俗政黨高位、接受過西方教育的政治家極為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