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大銀行正在把注意力轉移到這些新的經濟增長中心上來，伊斯坦布爾、安卡拉和伊茲密爾獲得的新增貸款正在萎縮。在短短3年中，伊斯坦布爾的貸款（在快速發展的信貸蛋糕中）從46%下降至41%。市場專家認為，這種經濟增長向各省擴散的趨勢體現在財富分配上，前20%的富裕人群仍舊集中在伊斯坦布爾和安卡拉，但是在從健康到教育幾乎所有的消費類別中其份額都發生了下滑。
土耳其具有中東取向的城市新典範是加濟安泰普，這是一座擁有130萬人口的城市，距離敘利亞邊境僅有一小時的路程。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不斷地被占領，擁有建於16世紀的城堡和要塞，也不乏現代化的商場：在2009年取消簽證限製後，加濟安泰普立即成為吸引了大量敘利亞遊客和購物者的磁石。每個周末來自敘利亞的購物人數從5000人上升到2010年的6萬人，直到2011年初敘利亞爆發政治起義後才開始回落。
盡管安納托利亞商業帝國不斷擴張，越來越多的“白土耳其人”——伊斯坦布爾—安卡拉—伊茲密爾三角地帶的世俗精英——與埃爾多安相處卻越來越融洽。他帶來的穩定性為這些人提供了巨大的好處，因為舊日的精英仍在繼續主宰土耳其與歐洲和美國的西方貿易關係。那些在正義與發展黨上台之前曾經盛行數十年的家族企業仍舊是土耳其最大的企業集團：Koc集團、Sabanci集團和Dogus集團。正義與發展黨正在推進自由市場改革，最近一項舉措是對國有能源企業進行私有化，收到的所有最高報價都來自同一個群體——那些擁有完成此種規模項目的資源和人脈的企業。安納托利亞精英的上升速度既能滿足安納托利亞，又不至於讓伊斯坦布爾感到煩惱。
然而，古老家族企業的主導地位在現代經濟中並不正常，也進一步證明了埃爾多安的反革命進行得並不徹底。土耳其家族企業對經濟的掌控程度即使是在寡頭掌握最高經濟權力的國家——比如俄羅斯——也是前所未有的，它們繼續朝著更大、更加缺乏重點的大企業集團發展，銀行擁有玻璃企業，酒店買進天然氣，水泥製造商進入零售業。這種擴張往往會削弱競爭力並降低利潤，在南非等其他新興市場是不可想象的。在那些國家中，企業麵臨實現股東期望的真實壓力。
土耳其的就業市場也呈現出落後和現代的並存。為了努力建立一個現代化的歐洲福利國家，土耳其對雇主施加了異常沉重的負擔。在經合組織的成員國中，土耳其的最低工資、社會保障福利和遣散費的標準最高。這些負擔隨著員工人數的增加而增長，阻礙了公司提高正式工資。但是由於最近經濟發展非常迅猛，官方就業人數呈現強勁增長。這個擁有7900萬人口的國家消費市場充滿活力，而且不斷增加的年輕人口（平均年齡29歲）帶來的“人口紅利”成為土耳其的一項真正優勢，因為這個國家的經濟開始產生很多新的就業機會：2009~2011年，土耳其新增了320萬個就業機會，比歐盟的27個國家、俄羅斯和南非的總和還要多。
這甚至還不包括規模龐大的黑市用工——粗略估計，在經濟當中的比重為20%——土耳其為此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對企業或個人收入征收更多的稅。大約有80%的政府收入來自少數受到嚴格監管的行業，比如電信、汽車和汽油。結果造成了汽車在土耳其比歐洲任何地方都貴，汽油則跟歐洲一樣貴。“罪惡稅”——對伊斯蘭教不鼓勵的東西征稅——是另一項主要的收入來源，但這當中出於務實的考慮要多於出於宗教的考慮：受到國家監管的酒類專賣店銷售的烈酒無法逃過收稅員的檢查。或許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如此嚴重地依賴少數幾個目標行業的間接稅來維持政府的運轉。這是一個少有的用來回避而不是直麵逃稅人的體係，而且不可能很快發生改變，因為埃爾多安政府無意在另一點上與世俗企業精英對抗。當近期被問到是否害怕正義與發展黨大幅加稅時，一位土耳其大商人回答說：“他們知道隻能到這個程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