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清代宮廷物質文化的研究揭示了許多有關統治者自我形象和治權政治的內容。清代宮廷社會是數種文化傳統的折中融合體 ,並非出於偶然。大清帝國是以多民族聯盟為基礎建立起來的 ,其統治者試圖通過用清朝統治下的各民族自己的文化語彙與他們打交道 ,從而使這些聯盟長久存在。在決心保持滿族 ———金代女真統治傳統的繼承者 ———特性的同時 ,清朝統治者努力在他們視之為主要臣民的漢族和內亞民族文化模式中突出其統治形象。他們最初和最強有力的聯盟是與蒙古人的結盟。他們用儒學的語言取悅漢族文人士子。把滿族統治者塑造為藏傳佛教傳統中的法王以迎合蒙古族和藏族。征服塔裏木盆地後 ,他們資助穆斯林的清真寺,力圖 (盡管不太成功 )充當伊斯蘭教信仰的保護者。所有這些因素都在清代宮廷物質文化中得到了體現。
都城北京不僅是前朝 ———明朝 (1368—1644)———帝都 ,而且是遼、金和元朝的首都。滿族人還把盛京當做故鄉滿洲的象征 ,至少在清朝前半期把熱河 (1824年以後改稱承德 )當做非正式的避暑之都。與早先的內亞征服者政權一樣 ,滿族人也采取了讓征服者精英集團單獨居住的政策。在語言、服飾和其他文化政策方麵,統治者竭力使其獨特的民族認同保持久遠 ,這延續了 16世紀末期開始的自我界定曆程。努爾哈赤讓人創造了滿文。他的繼承人於 1635年下旨采用 “滿洲 ”之名 ,詳細說明了統治集團的曆史淵源 ,以尚武傳統強化了滿族認同。本章集中探討清代宮廷有意識地展現其統治者的非漢族文化淵源的許多標誌的方式 ,以及促進滿族政權的大都市政權和多民族政權之代表性的方式。
多個都城
清朝多個都城的體製是模仿 10—14世紀統治華北的契丹遼朝 (907—1115)、女真金朝 (1115—1234)和蒙古元朝 (1272— 1368)這幾個非漢族政權而建立的。傅海波對這種模式的意義做了如下總結 :“與一般隻有一個首都的漢人朝代不同 ,遼朝有五個都城 ,清朝也有五個。二者皆可被解釋為統治者居無定所時代的遺存 ,但也是隨季節而遷徙的儀式化製度的遺存。在更實際的層麵上來說 ,多都城製也提供了在不止一個地方建立中央集權機構的手段。”
都城隨著地緣政治環境的變化而遷移 ,以加強軍事進攻和鞏固對新占領地區的控製。遼朝和金朝的都城史為這些政策做了很好的注解 ,其都城均隨著軍隊向華北的推進而不斷南移。一旦這些政權的政治中心被統治者及其軍隊所選定 ,都城的名稱 (采用漢人的主要詞彙 )就會發生變化 ,這在漢人看來是不可理解的。所以 ,金朝的 “上京 ”最初為林東 (1138—1150),繼而是寧城 (1153—1215);“中京 ”最初為寧城 (1120—1153),繼而是北京 (1153—1215),蒙古人占領北京後則為洛陽 (1215—1233)。與寧城和北京一樣 ,原為遼朝都城的遼陽 ,在不同時期是金朝的 南京(1132—1153)和 “東京 ”(1117—1132、1153—1212);遼朝的 “西京 ”大同也是金朝的 “西京 ”。
更靠近未來戰場的欲望 ,促使滿洲政權的創建人努爾哈赤在用武力統一女真各部的過程中七次遷移其大本營所在地。這些早期的政治中心中隻有兩個在 1644年以後受到紀念。第一個是赫圖阿拉城 ,1603—1619年是努爾哈赤的都城 ,他在該城宣布成立後金國 (1616年)。終清一代 ,他的繼承人一直保持著對赫圖阿拉的行政管理 (1636年改名為興京)。沈陽 (1634年改名為盛京 )是努爾哈赤的最後一個都城 ,也是 1644年之前大清的都城。順治皇帝 (1644—1661)遷都北京後 ,盛京仍被保留為陪都。努爾哈赤和他的兒子皇太極就葬在附近的陵墓中 ,所以清朝統治者定期前往盛京 ,盛京的宮殿在乾隆時期 (1736—1795)被翻修一新。
承德
如果說北京是首都 ,盛京是象征清朝 “龍興 ”的都城 ,承德則是出於象征層麵和實踐層麵的原因而被選為避暑之都的。承德位於長城以北 ,處在華北平原和蒙古草原的交界線上。遼、金和元都在這個地區建立過都城 ,當康熙皇帝決定在此建立避暑之都時,他是有意識地仿效前人的。菲利普 ·弗雷特認為 ,清帝同時承擔起漢族臣民的皇帝、滿蒙居民的大汗和喇嘛教徒的菩薩的責任 ,這導致了三個首都體製的形成 :一個在滿洲 (盛京 ),一個在中原 (北京 ),一個在內蒙古 (承德 ),承德也是 西藏宗教之都。
在北方尋找一個避暑勝地的工作甚至在征服戰爭結束之前就開始了。在去世前不久 ,年幼的順治皇帝的攝政王多爾袞援引以前的非漢族朝代帝王離開北京 “避暑 ”的成例 ,下令在承德建一個小型的避暑山莊。他死後 ,修建避暑山莊的工作停了下來 ,直到鎮壓了三藩之亂後才予以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