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德和木蘭是被康熙皇帝 (1662—1722)選為皇家場所的 ,當中國南方完全被平定以後 ,他把注意力轉向俄國對大清帝國北部邊疆的入侵上。玄燁喜歡從軍事戰略出發親自巡視帝國領土 , 1675年察哈爾領袖林丹汗的孫子布爾尼的反叛 ,凸顯了培養蒙古盟友的重要性。1681年,在第二次巡視長城以北地區途中 ,康熙皇帝冒險進入卓索圖盟喀喇沁旗 ,狩獵於蒙古高原的東南邊緣地帶———科爾沁、敖漢、翁牛特蒙古人的領地。這個地方變成了木蘭———清朝的皇家圍場。玄燁還巡幸了位於吉林的都統治所 ,構築這個要塞是為了更密切地監控東北邊疆地區。朝廷還修建了一條官道 (沿途有驛站 ),以加快東北各要塞、盛京 (奉天 )巡撫衙門與北京之間的官方聯絡速度。
木蘭皇家圍場位於承德以北 117公裏處。其名稱源於滿族詞語 “木蘭 ”(對鹿的稱呼 ),意指滿族人模仿雄鹿的求偶鳴叫聲獵鹿的方法。曆史上的先例把這個巨大的狩獵場與遼、金時期的皇家圍場聯係在了一起。起初木蘭是由蒙古親王管理的 ,1706年後由隸屬於理藩院的一位總理大臣管理。圍場是普通官民的禁地 ,四周環繞著柳條邊 ,共有 800名 (後來增至 1400名)滿洲和蒙古旗兵分屯於 40個哨所 ,在四周巡邏。這個廣袤的圍場被分成 67個 (後來增至 72個)狩獵場 ,每個場都有一個蒙古名。
從 1681年到去世為止 ,康熙皇帝幾乎每年秋天都到木蘭狩獵,隻有兩年除外 ,當時他正忙於重大的軍事行動。因容易感染天花而免於到北京朝覲的蒙古貴族被輪流邀請到木蘭陪皇帝進行每年一次的秋獮 :這是 “圍班 ”,與之相對的是到北京的 “年班 ”。圍獵活動平均持續 30天時間 ,在此期間 ,皇帝及其扈從會獵殺鹿、野雞和老虎。狩獵時采用的方法有若幹種 ,但最具特色的是滿族的行圍 :騎手包圍一塊地方 ,將獵物從山上驅趕至山穀 ,以供等候在山穀中的皇帝和蒙古貴族獵殺。
1702年之前 ,康熙皇帝及其扈從在往來於承德的途中都住帳篷。後來 ,隨行的皇室成員 ,包括後妃、皇子和公主逐漸有了休息的房屋。在北京經古北口 (出走中原的一個關口 )至木蘭的官道上建起了 “行宮 ”,從僅供小憩和飲茶的簡易建築 (茶宮)、供中途吃飯的簡易建築 (尖宮 )到供夜晚住宿的大型建築 (住宮),不一而足。這些建築可能隻供皇室成員用 ,其他人仍用帳篷。
玄燁及其扈從打獵時也住帳篷。圍繞他的大帳形成的帳篷城的空間分布與都城的情況相仿。“其行營之製 ,中為黃幔宮城 (黃色為皇帝專用色 ),外加網城 ,外為內城 ,設連帳 75座,設旌門三 ;次為外城 ,設連帳 254座。外城東旁設內閣、六部、都察院、提督等衙門官帳 ”。
雍正皇帝從未巡幸木蘭 ,但乾隆皇帝重新開始秋獮。弘曆在木蘭停留的時間比祖父少 (平均每次 20天),但他在位期間舉行秋獮仍達 40次之多。他從 1755年開始在圍場內修建行宮 ,並使圍場的麵積最大化。雖然嘉慶皇帝 (1796—1820)在木蘭舉行了 12次秋獮 ,但他每次停留的時間甚至少於他的父親。顒琰是舉行秋獮的最後一位皇帝。他以後的幾位皇帝統治時期 ,圍場漸趨萎縮,而他們巡幸承德避暑山莊的次數卻越來越多。
康熙朝和乾隆朝的大型狩獵活動需要在機動性、糧草和住房等方麵做精確協調和計劃 ,與軍事行動非常相似。據說與弘曆一起在木蘭狩獵的王公、大臣、旗主 ,以及蒙古、哈薩克和維吾爾貴族有時超過 3萬人。狩獵規則體現了正式的和禮儀化的辦事次序:展示皇帝、皇子和皇孫的皇家弓箭 ;滿洲和蒙古貴族分別統領的隊伍之間進行戰鬥演習 ;向皇帝進呈每年一次的蒙古貢品 “九白 ”(九匹白駱駝或九匹白馬 );互相宴請 ,伴之以蒙古歌舞和賽馬 ;摔跤比賽 ;皇帝賞賜蒙古貴族絲綢和金銀等。
承德避暑山莊的修建始於 1702年,一直持續到 1792年。熱河行宮 (最初的名稱 )位於武烈河西南岸 ,占地約 5.64平方公裏 ,麵積超過北京城郊構成圓明園的三個園子的總和。山莊內有一係列複雜的人工湖和人工島 ,為修建宮殿 (以北京的宮殿為藍本 )和湖泊 (以江南園林中的湖泊為樣板 )提供了合適的場所。山莊內還有山 ,與蒙古草原相似的草地 ,以及舉行宴會和展示軍威的場所。整個山莊被菲利普 ·弗雷特稱之為一處 “皇家景觀 ”:在佛陀顯靈之地 ,高牆環繞的行宮與河對岸的幾座大廟相映成趣。
康熙和乾隆皇帝還在避暑山莊外麵修建了外八廟 (最初是十二座)。最初的兩座是溥仁寺和溥善寺 ,都是藏傳佛教寺廟 ,是宮廷支持和資助藏傳佛教的具體行動的一部分 (參閱第七章)。乾隆皇帝在山莊外的山坡上修建了九座大廟 ,其中不少是為紀念特殊的時刻而建造的。普寧寺是有意識地仿照西藏的第一個寺廟桑耶寺修建的 ,為的是紀念清朝成功地平定了準噶爾叛亂 (1755年);安遠廟是仿照被準噶爾首領阿睦爾撒納發動反清叛亂時毀壞的一座寺廟而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