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馬灘秦簡《日書》的年代，研究者認為，其“入葬時間在秦始皇三十年，但其成書和流行時間當在秦統一前”何雙全：《天水放馬灘秦簡甲種〈日書〉考述》，見《秦漢簡牘論文集》。。不過，《日書》所反映的民間禁忌對交通的影響，許久之後仍保留有明顯的曆史文化慣性。
秦始皇是中國曆史上著名的遊蹤甚廣的帝王，在他的政治實踐中，特別重視“巡行郡縣以示強，威服海內”（《史記·秦始皇本紀》）。史載其平生凡8次出巡。其具體行期，則唯見《史記·秦始皇本紀》記載：“三十七年十月癸醜，始皇出遊。”這是秦始皇最後一次出巡。十月癸醜，睡虎地秦簡《日書》中屬於秦人建除係統的“秦除”和“稷辰”中皆未見與“行”有關的文字，而在可能屬於楚人建除係統的“除”中則正當“交日”。而“交日，利以實事。鑿井，吉。以祭門行、行水，吉”（甲種四正貳）。“祭門行”儀式的意義，或即“告將行也”（《儀禮·聘禮》鄭玄注），“行水”則是水路交通形式。秦始皇此次出行先抵江漢地區，“十一月，行至雲夢”，很可能因此而據楚數術書擇日。另一方麵，“秦除”、“稷辰”雖未言“行吉”屬於秦人建除係統的“秦除”和“稷辰”中，均未見“行吉”日。據此或許可以推想，秦人有可能是將“不可行”日之外的其他的日子都作為“利以行”、“行有得”或“行吉”之日看待的。這樣，秦人建除中雖不著明“行吉”之日，而事實上的“行吉”日則遠較楚人建除為多。，但“十月癸醜”亦不值行忌日。可見，事實確如李學勤所指出的，“楚、秦的建除雖有差別”，但“又有一定的淵源關係”李學勤：《睡虎地秦簡〈日書〉與楚、秦社會》，載《江漢考古》，1985（4）。。另一方麵，當時占日之學流派紛雜《史記·太史公自序》：“三王不同龜，四夷各異卜，然各以決吉凶。”《史記·日者列傳》褚先生補述：“孝武帝時，聚會占家問之，某日可取婦乎?五行家曰可，堪輿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叢辰家曰大凶，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辯訟不決，以狀聞。製曰：‘避諸死忌，以五行為主。’”，而“齊、楚、秦、趙為日者，各有俗所用”（《史記·太史公自序》），重要的交通活動，大約需要事先綜合考慮不同建除係統的出行宜忌。
饒宗頤曾比較睡虎地秦簡《日書》“秦除”與《淮南子·天文》之建除法，指出：“《淮南》與秦簡文字微異，如秦《日書》之‘盈’，《淮南》作‘滿’。荀悅曰：‘諱盈之字為滿’，則作‘滿’者，乃避惠帝諱也。其他‘執’，秦簡作‘摯’、‘破’，秦筒作‘柀’，餘悉同。”饒宗頤：《雲夢秦簡日書研究》，見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中國考古藝術研究中心專刊（三）《雲夢秦簡日書研究》，收入《饒宗頤二十世紀學術文集》，377頁，台北，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10月。又睡虎地《日書》之“盈”、“摯”、“柀”，放馬灘《日書》作“盈”、“執”、“彼”，似亦可由另一側麵提供有助於理解饒宗頤“《淮南》與秦簡文字微異”說的例證。《漢書·王莽傳上》：“十一月壬子，直建冬至。”顏師古注：“壬子之日冬至，而其日當建。”又王莽至高廟拜受金匱神嬗，下書曰：“赤帝漢氏高皇帝之靈，承天命，傳國金策之書，予甚祗畏，敢不欽受！以戊辰直定，禦王冠，即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其改正朔，易服色，變犧牲，殊徽幟，異器製。以十二月朔癸酉為建國元年正月之朔，以雞鳴為時。”“戊辰直定”，顏師古注：“於建除之次，其日當定。”此日亦在十一月。又據方詩銘、方小芬《中國史曆日和中西曆日對照表》（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7年12月）核正不誤。睡虎地秦簡《日書》甲種“秦除”中寫道：“建日，良日也。可以為嗇夫，可以祠。利棗（早）不利莫（暮）。可以入人，始寇（冠），乘車。有為也，吉。”（14正貳）“定日，可以臧（藏），為官府室祠。”（18正貳）《三國誌·魏書·文帝紀》裴鬆之注引《獻帝傳》載禪代眾事，謂“太史官擇吉日”，“今月十七日己未直成，可受禪命”，又謂“太史令擇元辰，今月二十九日，可登壇受命”。《獻帝傳》曰：“辛未，魏王登壇受禪。”自稱“擇元日，與群寮登壇受帝璽綬”。事在漢獻帝延康元年（220）冬十月。十月己未、辛未均“直成”，與睡虎地《日書》甲種“秦除”（23正壹）相合。而“成日，可以謀事、起□、興大事”（22正貳），因而被擇定為受禪之“吉日”、“元辰”、“元日”。看來，秦數術對後世社會曾經發生相當久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