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交通史稿》作為1989年立項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秦漢交通史研究”的最終成果，1994年7月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出版。責任編輯龍潤霞付出的勞動，對我個人的學術進步，是有力的鼓勵，對秦漢時期交通史乃至中國古代交通史的研究，在某種意義上也形成了積極的推動。
《秦漢交通史稿》出版後，曾經通過首屆國家圖書獎初選，又於1999年9月獲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優秀成果三等獎。《西北大學學報》1993年1期發表李學勤序，《中央黨校通訊》1994年11月15日發表李學勤序摘要，《北京日報》1994年12月14日發表李學勤序摘要。相關學術評論，又有《光明日報》1995年10月9日發表的劉昭瑞書評，《曆史研究》1995年5期發表的周蘇平書評，日本《中國研究月刊》1995年4期發表的田人隆書評，《社會科學報》1995年2月9日發表的劉修明書評，香港《中國書評》總第3期（1995年3月）發表的趙瑞民書評，《北京社會科學》1995年1期發表的餘仁書評，《學術界》1995年1期發表的劉昭瑞書評等。師友們的鼓勵，成為我學業進步的動力。
由於初版印數隻有一千冊，海內外學界朋友和學生們索詢頻繁。此次承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美意，得以增訂再版，我表示深深的感謝。增訂的工作，除了改正初版本中的疏誤之外，對於相關新出重要考古資料予以必要的介紹。這樣的增補，因為時間和篇幅的關係，隻能是非常有限的。我在初版後記中寫道：“因學力之淺薄，疏誤在所難免。江陵張家山漢簡、敦煌懸泉置漢簡等重要資料未得利用，亦是一大憾事。”現在應當承認，江陵張家山漢簡中有關資料的理解和運用，依然做得很不夠。而敦煌懸泉置漢簡資料的發布，我們依然在期盼之中。
對於秦漢交通史以及中國古代交通史的研究，是我學術生命中耗時甚多的工作。自攻讀碩士學位時選擇《論秦漢陸路運輸》作為學位論文題目起，長期對這一研究主題懷有學術興趣。除了導師林劍鳴教授的指引之外，李學勤教授對於研究應避免純交通技術層麵的局限，注意考察交通於社會史和文化史的意義的指導性意見，對我學術思路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我參與了《中國經濟通史·秦漢經濟卷》（經濟日報出版社，1999年8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5月）一書有關“交通”等部分的撰寫任務，得到主編林甘泉教授的指導。在張豈之教授任總主編的《中國曆史》6卷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7月）中，我承擔了秦漢三國史部分的撰寫任務，其中包括“交通”部分。張豈之教授主編的《中國曆史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1月）中，我撰寫了《中國古代交通與文化傳播》一講。工作中多承張豈之教授教誨。在交通史研究以及其他學術專題的研究中，多年來得到何茲全教授、史念海教授、方詩銘教授、田餘慶教授、田昌五教授、孫達人教授的關懷和指教，作為學生，也永遠深心感銘。
秦漢交通考古，無論是調查還是發掘，乃至交通文物的研究，對於秦漢交通史學術認識的推進，意義非常重要。就此不能不對在相關工作中曾經予以指導、合作和各種幫助的學友張在明研究員、焦南峰研究員、張廷皓研究員、張德芳研究員、王輝研究員、羅豐研究員、湯惠生教授、周蘇平教授、高大倫教授、劉昭瑞教授、王建新教授、趙瑞民教授、郎保利教授、張慶捷教授、李書吉教授、趙化成教授、信立祥研究員、楊林研究員等深致謝意。
此次增訂，幾位青年學者給予了諸多幫助。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讀書的曾磊、王海、韓帥、尤佳，在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讀書的趙寵亮、呂方、熊龍，都付出了不少時間和心力，在北京大學曆史係讀書的孫聞博對於最後定稿時疏誤的補正，更多有助益，責任編輯許微微編校認真細致，這裏也真誠地表示感謝。
因為年邁力衰，工作效率很低。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譚徐鋒等朋友給予了充分的理解。他們的鼓勵和耐心讓我感動。謹此致謝同時致歉。
王子今
2011年11月5日
北京大有北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