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主體性意識最鮮明的表現就是愛國精神與民族主體性。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也即民族平等問題，民族平等與民族融合並不矛盾，民族主體性和經濟全球化也不衝突，抵禦外敵入侵反對民族奴役和民族壓迫的民族英雄永遠都是民族英雄，民族英雄的愛國精神與民族氣節永遠都是中華民族民族精神的象征。領土問題還涉及到民族尊嚴問題，民族尊嚴和一個人的名譽一樣是無價的。
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
——《晏子春秋》
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明）顧炎武《日知錄》
人聚則強，人散則弱
——（清）魏源《默觚篇》
愛國，讓你想起什麼
愛國，讓我想起了我國的民族圖騰——虎。在中華傳統文化中，虎是正義、威嚴、強大、力量的象征，是中國老百姓頂禮膜拜能夠驅邪避禍的神明；在綿延不絕的詩歌、繪畫、成語中讚美、欣賞虎，構成中華幾千年文化中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虎，無論是長相、姿勢、動作還是表情神態，包括張牙舞爪令人恐怖的虎嘯都確實能給人一種賞心悅目心曠神怡激動不已的審美愉悅感。虎是漂亮的，虎是美麗的，虎是可愛的，虎是強壯的，虎是勇敢的，虎是威武的，虎是不可戰勝的！虎是最美的動物，是最美的生物，是最美的造物，是不斷運動的美，是充滿活力的美，是美的百科全書！世界上不是隻有中國才有虎，但中國確實是世界虎文化的中心！虎形象地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民族精神！難道虎圖騰不也是中國範兒的重要組成部分嗎？然而目前最重要的是——虎是瀕危的！那麼，我們該做些什麼以拯救虎呢？
為了保護中國特有的虎種華南虎的基因純潔性防止“基因汙染”絕對避免華南虎和其他亞種虎雜交而造成近親繁殖，是目前華南虎真正種群難以形成、規模難以擴大、無法放虎歸山的最根本原因。要拯救華南虎和所有老虎，我們首先要運用中華民族的對稱思維方式改變體現線性思維方式的“純種虎”觀念。所謂的“純種”，隻有生物標本學、生物發生學和生物考古學意義，沒有生物進化論意義。從生物進化史上看，沒有任何一種生物可以做到永遠的“純種”。今天的“純種”實際上是過去的變異；今天的變異，相對以後而言就成了“純種”。因此基因變異和基因汙染不能劃等號，正好像人工雜交水稻和轉基因水稻不一樣。基因變異是必然的，也是自然的，沒有基因變異就沒有進化。雜交不過是促使基因變異的一種途徑；自然界雜交是經常發生的，人工雜交並沒有違背自然規律。科學研究證明現在老虎各亞種都是華南虎進化來的，華南虎是母種虎，華南虎和各亞種老虎之間的“雜交”本來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雜交，對老虎物種進化本身是有利的，不能看成是權宜之計。目前華南虎近親繁殖嚴重，近親繁殖將使它們的繁殖能力與後代生命力逐代減弱，照此下去將最終完全失去繁殖能力與生命力，不久我們可能連在動物園裏都看不到華南虎。
同時，“種群”不是生物個體集合概念，而是“家族”概念，任何動物的“家族”都是自然屬性與社會屬性的統一。動物（包括獨立性強的老虎）都有其在進化過程中獲得性遺傳形成的種群生活模式。“野性”不等於“野化”，如果隻著眼於訓練恢複老虎的個體野性而忽視了它作為“種群”的社會屬性，這樣的“野化訓練”是不可能成功的。任何高級動物進化到一定程度都知道避免家族中近親繁殖；為了避免近親繁殖，成年的雄性大象、獅子、老虎都要被家族趕出去，走幾百公裏遠到其他家族中找配偶。避免近親繁殖是高級動物的一種獲得性遺傳的社會屬性，這種社會屬性也是通過動物的基因變異得以實現。如果一直人為強迫動物近親繁殖，本意可能是避免物種基因汙染，然而結果可能適得其反，造成動物避免近親繁殖這一基因的汙染。這比雜交造成的基因變異後果要嚴重的多。所以為了所謂“純種”而強迫它們近親繁殖是違背自然規律的。不斷的近親繁殖將使老虎在幾百萬年進化中獲得性遺傳的、使老虎種群得以形成並健康發展的社會屬性消失，而沒有了這些社會屬性即使放虎歸山也很難形成真正意義上的、能夠按它們自己的傳統模式繁殖發展的老虎“種群”。
所以應該趁目前圈養華南虎仍有繁殖能力時，盡快安排和同樣近親繁殖嚴重的東北虎、印支虎、孟加拉國虎、南美洲虎雜交（包括人工受精），以保持所有老虎的基因多樣性、旺盛的繁殖能力、頑強的生命力與形成真正種群的自然社會能力，在此過程中結合野化訓練逐步形成健康龐大的真正意義上的華南虎“種群”，隻有在此基礎上放虎歸山才有意義。目前進行的華南虎野化訓練隻能算是前期實驗，形成老虎野化訓練的經驗和模式。但野化訓練的模式不等於野化繁殖的模式，像現在人工養殖場的這種繁殖手段破壞了老虎種群固有的社會關係，即使通過野化訓練出來的華南虎個體放虎歸山，無論數量多少也無法生存、繁衍、在野外形成真正意義上的“種群”。記住：鼓吹“最純種的雅利安人”最起勁的希特勒自己就不是純種的雅利安人。任何種類動物的“純種”恐怕隻能到動物化石裏去尋找。
就老虎在生態鏈中的地位，老虎不但是旗艦動物，而且是旗艦生物、旗艦生態。環境保護，生態保護是綱；生態保護，保護老虎是綱。什麼時候中國重新虎嘯山林，什麼時候意味著中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大功告成。我國應該把生態環境保護的中心放在保護老虎，把保護老虎的中心放在雜交，基礎放在棲息地建設。從目前我國生態現狀來看，目前棲息地建設現實上應該以野豬為綱，全麵發展。同時，保護老虎的最終目的是通過建設老虎完整的棲息地牽一發動全身保護整體生態。應該以老虎的養殖業為龍頭形成生態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但生態效益不等於經濟效益，生態效益也不能完全依托經濟效益。保護生態環境應該由政府提供基礎設施建設，以虎養虎隻能是民間行為不應該是政府行為。在政府主導建設確保維護老虎棲息地生態主體工程的前提下，鼓勵而不是限製民營企業和個人通過以虎養虎方式養殖老虎以加速老虎健康種群發展與虎製品產業發展，並帶動畜牧業與農業發展，加速農村城鎮化建設。在政府嚴格監管，企業資質與產品質量嚴格審核，定點特許專賣、供需嚴格對接的前提下，放開養殖老虎製品的交易限製與人工繁殖老虎的數量限製，充分開發利用養殖虎，既維護科學養殖虎企業的發展，又可以更有效杜絕野生虎產品黑市交易及對野生虎的偷獵行為，實現養虎企業的經濟效益、社會效益與生態效益，使生態產業化。
一些動物保護主義者和西方野生動物保護組織認為人工養殖的老虎不是真正的老虎，沒有生態意義，人工養殖老虎及帶來的虎製品交易會刺激更多的人捕殺為數不多的野生老虎，使野生老虎最終滅絕。因此他們極力反對人工養殖老虎，極力反對政府取消對老虎身體部位交易的限製。這是典型的西方線性思維方式。這種錯誤思維方式的實踐結果將給野生老虎造成真正的最終滅絕。我國養殖老虎野性訓練的成功已經證偽了這種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之所以是錯誤的，是因為不懂得動物人工養殖和野生的辯證關係；而這又源於不懂得自然的人化是自然界發展的自然曆史過程。自然界包括野生動物的不斷人化是自然界發展的不可逆轉的趨勢；純粹靠野生動物來維持野生動物的繁殖是沒有必要的。人類尊重自然、和自然平等發展不是遠離自然，讓自然自生自滅，而是和自然建立良性互動再生循環的關係。雖然“野性”不等於“野化”，但養殖老虎野性訓練的成功與野生老虎人工養護的成效證明，在人和自然的互動關係中，“野生”和“養殖”之間沒有明確的界限，野生動物和養殖動物之間也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養殖動物經過科學係統野化訓練後和野生動物沒有任何區別。人工養殖動物經野化訓練後回歸自然，在人工密切注視關懷下繁殖將是今後野生動物的主體生態；即使是現有純野生的動物，其要保持正常繁殖也離不開人的準圈養的嚴密關照與嗬護。
妄圖隻要通過杜絕虎產品交易就能控製野生老虎的偷獵行為使野生老虎種群恢複昔日輝煌是不現實的；為了保護野生老虎而抑製人工養殖，杜絕人工養殖老虎野化放歸自然的途徑，實際上是陷斷了野生老虎得到源源不斷補給的生命線。這是表麵上保護野生老虎、實際上毀滅野生老虎的舍本求末、本末倒置的思路。實踐證明：人工繁殖老虎及其虎製品產業鏈的形成實際上是為野生老虎的發展提供防護帶。應該由國家提供足夠的棲息地基礎設施，經科學研究後國家給養虎企業以合理搭配積極可行的指標，明確野化歸山老虎的產權歸屬，製定相配套的法律法規行政監管措施，建構科學養殖、放開繁殖、係統野化、放虎歸山、虎製品開發、棲息地擴展、畜牧業跟上的老虎養殖產業鏈、虎製品產業鏈、老虎生態產業鏈與野生老虎種群再生鏈，實現老虎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平衡可持續良性發展。思路決定出路。隻有中華民族的對稱思維方式，才能理解與把握人與自然對稱發展、協調發展、雙向互動的思路，才能理解與把握野生老虎與養殖老虎之間互相依存相互促進的思路。隻要思路正確，華南虎等老虎野化種群將很快形成，放虎歸山將很快實現，野生老虎將得到真正保護，中華大地上老虎重振雄風指日可待。
愛國，讓我想起了我國的民族凝聚力。國民素質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信息現代化、科技現代化、國防現代化，是強國的硬件，民族凝聚力是強國的軟件。沒有平等、正義、自由、民主、人民幸福就沒有民族凝聚力與國際競爭力。民族凝聚力首先來源於對科學社會主義的信仰，來自於對科學社會主義的理論自信、道路自信、製度自信。科學社會主義之所以不是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因為科學社會主義不僅是理論體係、理論模型，還是實踐模式。中國改革開放發展是社會的發展、生產的發展、生產力的發展、實體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可持續發展，而非“經濟總量”與“GDP數量”的發展；發展的目標是社會財富的增加、人民實際生活水平的提高、國際競爭力的增強、人民幸福夢國家強國夢的實現，而非經濟總量最大、GDP增長速度最快、“人均GDP”提高。科學設計的社會主義製度就是有利於人的主體性展開的社會關係，我國政治體製改革的著眼點是民主與法製，通過民主化與法製化建設培育我國國民的主體性，增強我國的民族凝聚力；我國改革、政府宏觀調控的目標應該是用社會公平公正人民實際生活水平幸福感提高民族凝聚力增強作為選擇發展模式、采取增長方式、建立經濟結構的最高指導思想。民族凝聚力其次來源於文化主體性。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定位將決定現代市場經濟的塑造；現代市場經濟的塑造也將決定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定位與優劣取舍。
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內核的不同定位、優劣取舍的不同解讀，源於經濟發展的不同時期，源於不同時期形成的不同的經濟學範式。相對於人與人是狼的小商品經濟來講，中華民族重義輕利、義利統一、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出汙泥而不染的道德理念，和氣生財的經營方式，勤勞節簡的生活方式也許是先天劣勢；而相對於知識經濟、市場經濟、知識市場經濟來講，中華民族“天人合一”中所蘊含的主觀與客觀、主體與客體相對稱的思維方式——對稱邏輯，對於建立對稱經濟學與科學發展觀有著先天的優勢。對稱經濟學，是以平等為市場化改革的核心、價值機製為市場核心機製的理論依據，是宏觀經濟與微觀經濟、政府宏觀調控與民間經濟活力對稱發展的科學發展模式的理論依據。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先天優勢之所以能轉變為後發優勢，就是中國傳統“天人合一”的思維方式和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的碰撞，產生出對稱的、五度空間的、複雜係統論的思維方式，並以此為出發點，進行哲學的、經濟學的、管理學的、經濟發展模式的創新，並帶動製度的、管理的、技術的、產業的創新。通過這些創新，可以使中國經濟後來居上。中國在知識經濟、全球化經濟重新洗牌中之所以有後發優勢，不僅僅在於熱力學第二定律的作用，而在於新的科技革命為中國對稱文化、特別是中國文化中的對稱思維方式大顯身手提供了平台。中華民族“天人合一”的對稱思維方式，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催化劑，是中國科學發展、並用科學發展帶動經濟發展的最大的先天優勢。民族文化的優越感將產生民族自信心，民族自信心將產生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還來源於國民主體性。作為改革開放發展係統工程的切入點，是主體：作為改革開放發展的手段的主體和作為改革開放發展的目標的主體。改革開放發展，就是以主體為中心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稱運動過程。以人為中心的科學發展觀要求改革的主體與客體必須對稱。經濟體製改革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稱主要表現在微觀經濟主體的活力同生產關係的對稱，政治體製改革的主體與客體的對稱主要表現在應該由改革者來領導改革，才能使改革增強民族凝聚力。
愛國，讓我想起了我國的經濟主體性。所謂一國的經濟主體性，就是一個國家發展經濟的手段、目標、途徑立足於國內的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就是以國內市場為主要消費渠道、以提高國內人民生活水平為根本目標、以民族工業為主幹、提高國內產業結構以本國科學技術創新發展為主要推動力的發展戰略與發展模式。一國的經濟主體性與對外開放性是相輔相成的；經濟全球化與民族主體性不但不是對立的，而且是對稱的。經濟主體性首先來源於經濟學的主體性。能否做到主體性與客體性的對稱，體現了經濟學範式的不同層次、發展的不同階段。小商品經濟是平麵的，現代市場經濟是立體的。知識經濟，是知識與經濟的重新洗牌。在知識經濟時代，經濟落後的中國不但可以在哲學上演奏第一提琴，而且可以在經濟學、管理學上也演奏第一提琴。隻有通過首先在哲學、然後在經濟學、管理學上演奏第一提琴，才有可能在經濟上演奏第一提琴。經濟轉型為中國實現上述轉化提供了必要性與可能性的基礎。認清必然，梳理偶然，在改革開放發展中把體現經濟發展規律的新的經濟學範式演變成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是使中國經濟後來居上的正確路徑。改革開放發展是對稱的係統工程，建構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是對稱的係統工程。中國經濟學，就是立足中國本土、具備中國特色、同時又通過轉型和融合體現人類經濟整體走向的對稱經濟學，就是一元與多元相統一、通過多元體現一元的對稱經濟學。中國式經濟，就是立足中國本土、具備中國特色、同時又通過轉型和融合體現人類經濟整體走向的對稱經濟發展模式。“對稱經濟學”是“對稱管理學”的理論基礎與升華，“中國式管理”是“對稱管理學”的實踐基礎與應用。中國的對稱文化是對稱經濟與對稱管理的源頭，也是中國經濟學、中國管理學、中國管理模式能後來居上的文化底蘊。
在對稱經濟學看來，一國的要素稟賦不是靜態的純客體的，而是動態的、主客體共同決定的。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先天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要靠提升要素稟賦。在知識經濟時代，要素稟賦和比較優勢將由主體來定義與定位，提升要素稟賦使先天優勢轉變為比較優勢是人的主體性發揮的微觀體現。先天優勢轉變為後發優勢要靠模式轉軌，模式轉軌使先天優勢轉變為後發優勢是人的主體性發揮的宏觀展開。資源稟賦是劣勢還是優勢，不僅著眼於某個資源本身，而且要著眼於整個社會發展水平；一個國家的製度和組織程度、國民素質，可以決定低層次資源的開發和使用程度。“民族問題歸根結底是階級問題”，人格平等不僅體現在個人之間，而且體現在民族與國家之間。民族的平等問題，在個人和國家的平等問題之間，起承前啟後的作用；是完整的市場體係不可跨越的中間環節。和諧社會，不僅僅是人際和諧、國際和諧，而且是族際和諧；這種和諧建立在平等前提下的優勢互補、雙贏合作的基礎上。市場是立體而不是平麵的；基於要素稟賦不同基礎上的國際貿易，不僅僅是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優勢互補，而且是通過貿易，實現國與國之間信息與知識不對稱向對稱轉化的過程，是知識與經濟重新洗牌的過程，也是增強國家經濟主體性的過程。社會的發展，先天的比較優勢會越來越弱化，而後天比較優勢則會越來越強化。在知識經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比較優勢取決於知識、製度與新科技產業中的核心技術。而恰恰是後者，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壟斷，“你方唱罷我登場”是規律性的普遍現象。因此，國際間的自由貿易是必要的，但不能排除必要的貿易保護，以保護、提升民族工業。要素稟賦論、自由貿易論、經濟全球化理論，不應成為“比較優勢論”、“國際分工論”、“世界工廠論”、“出口導向型經濟”、“救美國也即救中國”、“中美國夫妻模式”的理論依據，而應成為“洗牌論”、創新推動型發展模式、建立國民創新體係的理論依據。通過國際貿易不是弱化而是強化我國自己的經濟主體性。隻有堅持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主體性，才會避免全球化過程中國與國之間貧富強弱增長方式發展模式的兩極分化，避免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成為西方文化、經濟的殖民地，實現我國經濟在質、量和結構方麵後來居上跨越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