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的經濟主體應該包括大中華經濟圈。信息時代地球是一個地球村，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相互之間之間都是雞犬之聲相聞的鄰裏關係。區域化也是一種全球化，經濟區域化在本土與全球之間起連接作用，經濟全球化在經濟區域化中得以集中展現。當今世界上的各種經濟圈（經濟區）與共同體，都不具備大中華經濟圈這樣的由於對稱性、互補性、典型性而構成的完整係統性，因而大中華經濟圈建成為經濟體具有得天獨厚的有利條件，完全可以把大中華經濟圈建設成統一的大中華經濟體。在經濟全球化中建立一個相對獨立完整的區域經濟體，並以此定位進行大中華經濟體的係統工程建設。在經濟全球化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經濟交流中的平衡熵增機製、負“外部性”的輸出輸入行為以及高交易成本，通過發展中國家有效的宏觀調控將轉變為發達地區與落後地區、城市與農村之間的循環經濟係統，從而使經濟全球化在經濟區域化中得以揚棄，使大中華經濟圈麵積遼闊發展不平衡由劣勢轉變為優勢，使中華民族的先天化勢與後天優勢得以有機結合，從而使大中華經濟圈的經濟潛力得以充分發揮，使中華民族得以再次騰飛。實際上，大中華經濟圈具備經濟全球化中一切有代表性的要素：發達地區（港、奧、台、東部地區）與落後的西部地區、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資源稟賦特點，中華民族的感情紐帶與知識經濟、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趨向相聯結，實際上是世界範圍內經濟關係的縮影。這本身就是一個優勢：用對稱經濟定位具有立體結構的大中華區域經濟，將揚長避短、發揮優勢、變劣勢為優勢，碰撞出原子核裂變級數的生產力。
用對稱發展模式來整合大中華經濟圈，大中華經濟圈將擁有任何一個國家（如美日）和任何一個區域聯盟體（如歐盟，東盟）都不具備的“對稱型結構生產潛力”。這是中華民族的曆史機遇。大中華經濟圈使中華民族的比較優勢與後發優勢得以有機結合，經濟潛力得以充分發揮，使中華民族得以再次騰飛。在對稱經濟學看來，區域優勢是時間、空間、層次統一的結構概念。全球化首先是層次概念，然後才是空間時間概念，空間時間概念也是層次概念的延伸，全球化的層次和空間時間是對稱的。在知識經濟與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可以通過主體對客體、理論對實踐、對稱科學範式對區域發展模式的整合，使區域的空間結構與時間結構顯示出優勢。從本土化、區域化到國際化是中國全球化過程中不可缺少的環節，這個時間結構展開來的空間結構可以使中國經濟在本土化基礎上國際化、秉持主體性前提下全球化，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從而顯示出大中華經濟圈的結構優勢。區域經濟的時間結構優勢與空間結構優勢二者是統一的：中國的區域經濟優勢就是通過層次結構優勢展開為空間結構優勢與時間結構優勢，用層次結構優勢提升空間結構優勢與時間結構優勢。經濟全球化時代，任何國家都必須製定國際化戰略，但國際化是從近到遠的過程，國際化競爭必須立足本土，國內優先，擴展區域，迂回進擊，避實就虛，搶占空白點，占領製高點，通過本土化、區域化再到國際化。從國內經濟體到區域經濟圈再到區域經濟共同體，是一個主體性從弱到強、係統性由低向高的層層遞進、逐步演化的連續的過程，這個過程是從本土化到國際化、從區域經濟到全球經濟的層層遞進、逐步演化的連續過程的必要環節。
愛國，讓我想起了台灣。我認為，實現中國統一的路線圖，是分三步走。第一步，國體統一。雙方承認“一國兩體”，即一個國家，兩個政體。政體不同於國體。國體是國家實體，政體是政治實體。形成國體的因素是曆史、地理、文化、民族、宗教、政治，國體隻有一個，即中國；形成政體的因素僅僅是政治，包括信仰、政黨、社會製度、社團組織，分為集權政治實體、自治政治實體、分治政治實體。總體上，中國目前分治政治實體的政體有兩個，即“大陸”、“台灣”。“一國兩體”不同於“九二共識”。“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雖然理論上“一個中國”，實際上這“一個中國”隻是地域、文化、民族概念，即同一個中華民族概念，不是同一個國體。這是用政體代替國體，國體融於政體之中。“一國兩體”是同一個國體“中國”，這個中國就是“中國”，既不是大陸表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台灣表述的“中華民國”。“一國兩體”不同於“邦聯”或“聯邦”，“邦聯”或“聯邦”是不同國體的聯合體，而“一國兩體”是同一國體內部的不同政體的聯合。“一國兩體”不同於馬英九“互不承認對方主權，互不否認對方治權”，在現有雙方承認對方治權的基礎上，承認雙方都不具有整個中國的主權，雙方主權都同屬於一個“中國”。“一國兩體”不同於大陸提出的“一國兩製”。
“一國兩製”的“一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一國兩體”的“一國”既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是“中華民國”。“一國兩體”不同於港澳有人提出的“一國兩府”。“一國兩府”等於承認雙方不但對整個中國都有主權，而且對整個中國都有治權。這實際上等於承認“兩個中國”，而且是互相敵對的兩個中國。這和李登輝的“一邊一國”沒有本質的區別。“一國兩體”也可以稱之為“一國兩政”，隻是這個“政”不是“政府”的“政”，而是“政體”的“政”。“一國兩政”和“一國兩府”的區別在於：“一國兩府”政府的邊界不明確，其權限理論上可以理解為涵蓋對岸；“一國兩政”或“一國兩體”中政體的邊界是明確的，其權限無論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隻在此岸。“一國兩體”也不同於有人提出的“一國兩治”。“一國兩治”由於沒有分清政體和國體的區別，也就無法分清治權和主權的區別，無法定位各自治權下的“一畝三分地”的主權歸屬，雙方對於對方治權下的主權歸屬還是處於不明確狀態。這實際上是馬英九“互不承認對方主權，互不否認對方治權”的同一個命題的不同表述。“一國兩治”可以名正言順使兩岸處於長期分裂狀態，在對外交往中互爭國際空間，很容易陷進實質的“台獨”。在承認兩岸同屬一個“中國”這一國體的基礎上，同一國體的國際空間與代表權隻有一個中國，兩岸分治政治實體對於代表權問題可以通過協商解決。此前代表權問題源於雙方不承認同屬一個國體；隻要雙方承認同屬一個中國國體，解決代表權問題沒有障礙。
第二步，政體聯合。在經濟融合的基礎上建立兩岸政治、軍事、外交互信合作。取消兩岸隱形邊界，在對岸互設辦事處，兩岸人民自由來往。建立“中國外交部”，統一處理兩岸國際關係，在一個中國的框架中給台灣以國際活動的空間，在重大國際糾紛包括釣魚島等領土糾紛中以一個中國的名義一致對外。雙方可以舉行聯合軍演，組建聯合艦隊統一指揮。
第三步，政體融合。在國體統一、兩岸政治實體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建立互信關係友好相處良性互動後，兩岸政治實體包括各自的政黨（主張台獨的政黨除外）可以到對方設立代表處，發展黨員，參與當地的議會選舉。大陸實行社會主義製度決定了執政黨隻能是共產黨，但黨章規定的共產黨執政下的多元化監督包括各民主黨監督理應包括同一國體中的不同政黨，包括國民黨和放棄台獨黨綱後的民進黨的監督。隨著大陸政治體製改革的深化、政治體製不斷完善，國民黨和民進黨黨員在承認社會主義的前提下，如果其他條件符合黨章有關規定的要求，可以以個人身份加入共產黨，並有可能進入大陸各地各級執政團隊。
愛國，讓我想起了釣魚島。釣魚島沒有人居住，露出水麵的麵積也不大，目前也沒有產生GDP，但它的海底資源、地理位置、海域麵積有極大的經濟、政治、軍事價值。這對於廣大草民來講很好理解，對於衣冠楚楚的“著名”經濟學家、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來講倒無法理喻。要理解釣魚島的價值，必須先拋棄市場原教旨主義的經濟學範式。記住：是價值決定價格，而不是價格決定價值。是價值決定GDP，而不是GDP決定價值。是先有價值然後有GDP，而不是先有GDP然後有價值。而且領土問題還涉及到民族尊嚴問題，民族尊嚴和一個人的名譽一樣是無價的。對於草民來講，“無價”就是無價之寶；對於市場原教旨主義者來講，既然“無價”就說明沒有價值——把它送給日本人算了！從現實來看，市場經濟本來就是立體的，包括美國這樣高度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市場經濟就從來就沒有平麵過。從美國逼迫人民幣升值、航母黃海軍事演習、挑唆日本挑起釣魚島事件、通過漢奸賣國勢力在我國推廣他們的普適價值，就是要通過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手段來掠奪中國的財富，用中國60年發展的經濟成果來填補自己財政的黑洞，把經濟危機轉嫁給中國人民。
這說明，政治本來就是經濟的集中表現，軍事隻不過是政治的組成部分。而戰爭隻不過是政治的延續；如果領土問題牽涉到大量已發現和未發現的不可再生資源的歸屬問題，牽涉到一個民族的可持續發展問題，牽涉到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的經濟倫理道德問題，那麼為了這一代的所謂“和平崛起”、眼前的GDP光亮而“韜光養晦”、把領土問題“留給下一代去解決”，那麼就是整個民族的飲鴆止渴，就是這一代人對下代人應該擁有的資源竭澤而漁的極端不負責任的行為。領土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可再生資源，必須寸土不讓。即使對這一代人來講，領土問題也關係到民族尊嚴，民族尊嚴關係到民族凝聚力，民族凝聚力關係到國家核心競爭力，國家核心競爭力關係到國內生產力。
因此，領土問題關係到國家的核心利益；不管什麼名義、什麼情況下，領土問題都不可妥協更不可退讓。市場經濟是立體的而不是平麵的，政治、外交、軍事、戰爭都是發展經濟的必要手段，政府是市場經濟必要的組成部分；在以發展經濟為中心、經濟全球化名義下一味主張妥協退讓乃至放棄主權並美其名曰“韜光養晦”大多是新自由主義者、市場原教旨主義者出於自身無政府主義、GDP經濟學範式偏見而杜撰出來的不切實際的幻想。這個幻想在現實麵前已經被擊得粉碎。具有戰略地位的領土問題往往必須通過戰爭來解決，通過談判解決的可能性空間幾乎沒有。戰爭為領土開路就是為經濟開路。爭奪領土的戰爭不是戰爭狂人的心血來潮、熱血衝動，不是“愛國賊”的民族狂熱、害國行為，而是關係到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空間的大事，是誅暴亂、絕爭奪、完成國家統一富強的必要手段，是為後代可持續發展爭奪生存空間，即使破壞了和某些國家的“和平友好”的“大局”也在所不惜。因為隻有領土才是真正的大局，其他“大局”都隻不過是小局。曆史的經驗告訴我們：正義的戰爭是獲取和平的必要手段，一廂情願地妄想通過妥協退讓求和平發展，隻能走向和平發展的反麵。
雖然釣魚島目前無人居住，也不會創造任何GDP，但由於釣魚島周邊的相當於三個台灣島麵積的寬廣海域儲存著極為豐富的石油和漁業資源，釣魚島歸宿直接關係到一個國家的外海的領海權與通海權，所以對於一個國家具有生死存亡的戰略地位，所以中日雙方包括政府和民間都誌在必得。前有去年10月2日，在日本東京、名古屋、京都、劄幌等18個城市爆發了規模空前的名為“譴責中國侵略尖閣群島全國國民統一行動”的反華示威；今有日本政府的釣魚島國有化。去年10月4日，日本最具影響力的主流媒體《讀賣新聞》發布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高達94％的民眾支持日本政府明確宣示擁有釣魚島主權。有“親美鷹派”之稱的外長前原誠司早前聲稱中日兩國在東海“不存在任何領土問題”，可見日本從官方到民間早已將釣魚島視為“理所當然”的“日本固有領土”，並企圖通過“適用國內法”的法律戰來強迫中方“接受現實”。在遭到中方強力反製後，卻又打出“發展經濟”、“共同繁榮”的“友好旗號”來迫使中方與之進行單方麵的“戰略互惠”。中國兩岸三地民間自發組織的頗具聲勢的保釣行動，中日兩國軍方的劍拔弩張、政府措辭嚴厲的聲明，說明中日雙方在捍衛釣魚島主權的問題上已經完全喪失了外交談判的回旋空間，並形成了民意尖銳對立乃至軍事高度對峙的緊張局勢。拖和放棄可以劃等號；在日本已經事實占有釣魚島管轄權的現實目前，再拖延時間美其名曰“留給下一代來解決”在國際法麵前無異於變相放棄主權。鑒於釣魚島的重要戰略地位，不管目前這種局麵是否“韜光養晦”策略造成，都客觀上宣告了“韜光養晦”策略的終結。中國政府在全球化對策中必須采取與以往不同的策略：
1、釣魚島主權確實不存在爭議，釣魚島主權就是中國的。“釣魚島主權自古屬於中國”和“釣魚島主權存在爭議”、“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是自相矛盾的說法。用韜光養晦來為這種自相矛盾的說法自圓其說，是自欺欺人，在國際法和國際輿論麵前均站不住腳，也得不到周邊國家的承認，甚至還會被國際輿論認為是缺乏底氣的無賴行為。自己都理不直、氣不壯，想得到國際輿論的支持是不可能的。產權歸屬明確是開發的前提；產權有爭議，共同開發隻是空中樓閣。極力主張產權私有化是市場經濟必要基礎的中國主流經濟學家，竟然主張可以撇開釣魚島產權歸屬和日本進行所謂的“雙贏合作”，隻能說明他們的市場經濟理論的混亂。與釣魚台事件相關的東海油氣田開發說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的結果，是“無可爭議，無法開發”。無可爭議——你“擱置爭議”我事實占有，然後又由事實占有轉變為法理占有。無法開發——日本一旦法理占有釣魚台後，你中國即使妥協按中間線劃界，中日之間的東海中間線到底在哪裏又成了問題，那麼你凍結談判單方麵開發又隻能被認為是一種“侵略”。這說明，任何牽涉到國家核心利益的問題，都不可能通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來實現。要麼通過外交手段在國際上爭個明白，要麼武力解決，除此之外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如果說，我們這一代人比鄧小平一代人更聰明，那麼這個結論就是更聰明的結論。
2、中國求和平盡量避免戰爭但絕不懼怕戰爭。中日之間也不是能不能打贏的問題，能不能打贏本身不是問題。哀兵必勝；隻要正義在我們這一邊，對日本的新仇舊恨將使全國人民同仇敵愾，勝利一定最終屬於我們。現在的問題是在核時代敢不敢打的問題，也即和日本的戰爭會不會引起世界大戰，然後造成核毀滅的問題。我認為，中日即使開戰也隻能是局部戰爭或有限度戰爭。戰爭一旦開始，在釣魚島和東海水域的日本海軍將在很短時間內被中國常規核武器核子潛艇及精準導彈全部殲滅。在美日安保條約之下，美國第七艦隊也許將進攻中國，而北京隻要動用中子彈即可殲滅美國航母。現在的問題是，美國在受到常規核武器打擊後，是否一定會用戰略核武攻擊中國，從而陷入基辛格所說的“保證彼此毀滅”的終局？即使美國的核子彈頭可以毀滅中國六千次，而中國的核子彈頭隻能毀滅美國一次，但毀滅六千次和毀滅一次，並沒有本質的分別。在這種情況下，一貫講求實用主義的美國，會為了日本而主動和中國進行一場雙方同歸於盡的核大戰嗎？就美日安保條約本身來講，美國也隻能是為日本提供核保護傘，並沒有規定在日本沒有受到戰略核打擊的情況下，僅僅為了幫日本打贏一場局部戰爭而不惜和中國打一場核大戰。如果是這樣，在朝鮮戰爭中美國早就動用核武來對付中國了。美國人比中國人更怕死，何況幫日本打的是一場非正義的戰爭。隻要我國保持二次核打擊能力，美國就不會主動和中國打核戰爭；隻要我們在戰前在國際上做好充分的輿論準備，使全世界人民都認定釣魚島在法理上是中國的，日本占領釣魚島是為二戰翻案，美國人就不會支持本國政府幫日本和中國打仗。要知道美國主流民意對政府決策的決定作用。即使退一步說，美國人為了打一場非正義戰爭而願意和我們同歸於盡，我們為什麼要棄民族尊嚴於不顧而苟且偷生呢？所以，對於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釣魚島，如果我們和平之路行不通隻能通過和日本一戰來解決，那麼我們也別無選擇。在國家主權問題上，我們仍然還是要堅持毛澤東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一貫立場。
愛國，讓我想起了我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關係。我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之間首先存在思維方式衝突問題。從西方還原論的思維方式看來，由於轉基因能講清各個基因的來龍去脈，所以就是安全的。但從中國人的對稱思維、複雜係統論思維方式來看，要素的性質由係統決定，轉基因中各個基因分別來看是安全的不等於轉基因產品整體上是安全的。Wc是治癌的，苯甲酸鈉作為防腐劑從單獨使用來看沒什麼問題，但wc和苯甲酸鈉結合會產生苯，而苯是致癌物質。蘇丹紅之所以有致癌性不是因為它的“基因”，而是因為它的分子化學結構。也許轉基因產品從短期經濟效益來看是由價值的，但從社會效益和長遠經濟效益來看其價值遠遠不如我國高產雜交水稻，而從社會效益和長遠經濟效益來看問題需要中國傳統的整體論思維方式而不是西方還原論的思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