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文物外運與南遷
清代民國之交，沈陽故宮受到最大影響而且發生重要變化的就是收藏於此處的宮廷文物。清末民初之際，國運衰微，政治腐敗，盛京皇宮的各類珍藏品也常有丟失損壞現象。但由於宮殿禁地身處內城中心，又有內務府和清宮善後人員各司其職，宮內大多藏品總體來說尚能保持完整。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統治，奉天（盛京）宮殿的一大批國寶便失去了受到保護的最後屏障。1914年，北洋政府內務總長朱啟鈐呈文經大總統袁世凱批準，決定於北京故宮“外朝”（乾清門以南，主要是三大殿）建立“古物陳列所”，歸屬內務部（後稱內政部）領導。因當時北京故宮內大部分物品尚屬於留居內廷的遜清皇室，遂議定將奉天故宮和熱河行宮（承德避暑山莊）所藏清代宮廷物品運至北京，以敷陳列之用。
是年三月，奉天宮殿所珍藏的十一萬五千一百九十九件藏品運抵北京，連同熱河行宮運至者共各種文物二十餘萬件。同年十月，從中選擇部分精品於文華殿、武英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內陳列就緒，公開展覽。翌年，奉天故宮文溯閣所藏枟四庫全書枠和枟欽定古今圖書集成枠亦被運至北京，置於保和殿等處，仍歸古物陳列所。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平津局勢趨於緊張，相關人士經過精心策劃，將北京故宮博物院並古物陳列所的絕大多數古物裝箱南遷，當時，在京的十一萬餘件奉天故宮藏品亦被分作四批一同運往上海、南京。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這批國寶又輾轉移往四川等地；1945年抗戰勝利之後，它們又輾轉運回南京。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國民黨當局將南遷古物當中的精品運往台灣，剩餘部分在解放後有的陸續運回北京故宮，有的則留存南京博物院等處。總之，運往“古物陳列所”的十餘萬件奉天故宮文物，除文溯閣枟四庫全書枠於1925年運回外，其餘絕大多數文物至今散存於台北故宮博物院、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等處，隻有極少數原藏品通過北京故宮的回撥渠道，得以回到沈陽故宮。
民國初年的這次文物外運，無疑是沈陽故宮的一場“浩劫”，原藏於沈陽故宮飛龍閣、翔鳳閣和東七間樓的各類宮廷陳設品、禦用珍寶、宋元明清書畫、古銅鼎彝、禦用武備及明清瓷器等幾乎被撥運一空，西七間樓內所藏殿版圖書也有一部分被同時運走。自清朝中葉以來，素以貯藏宮廷文物豐富著稱的盛京皇宮，其珍藏國寶喪失殆盡，所餘大宗者僅有敬典閣、崇謨閣二樓內的枟玉牒枠、枟實錄枠、枟聖訓枠等物，其他尚存者，也隻有西七間樓的部分書籍、墨刻、檔案，清寧宮內的薩滿祭器，鑾駕庫內鹵簿、儀仗、樂器，太廟的玉寶、玉冊，以及日華樓、師善齋所儲門神、對聯等雜物，西七間樓的數百麵信牌、印牌等物，這樣，除了文溯閣枟四庫全書枠和西七間樓各種內府寫本、刻本書籍外，較有價值的文物藏品總共不過千餘件，真可謂“錙銖累積，一朝散盡”。
1926年，在有關人士積極奔走和各級政府支持下，在沈陽故宮宮殿舊址上成立了“東三省博物館”，此後，博物館陸續開展文物藏品征集與對外展覽等項工作，事業有所發展。1927年，文溯閣枟四庫全書枠在東北人士積極呼籲下被運回沈陽故宮，重入文溯閣存放。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東北三省博物館被迫關閉。1932年，偽奉天省政府在原博物館基礎上建立“奉天故宮博物館”，但對外征集和展覽工作並沒有更大進展。1936年，故宮博物館關閉，所有文物藏品轉歸偽“奉天國立博物館”所有。
1947年，民國政府擬於沈陽成立“國立沈陽博物院”，沈陽故宮成為其分支機構，設立為“古物館”，並積極開展對外展覽活動。1948年4月份起，由於東北時局緊張，民國政府著手將沈陽博物院古物、圖書兩館所藏珍貴文物啟運北平，至6月初，已分三批將盛京太廟的玉寶、玉冊，圖書館所藏書籍和精品遼瓷等先後運往北平；同年9月，“沈陽博物院”以赴紫禁城午門舉辦“東北文物展覽會”名義又將一批瓷器、銅鏡、檔案和殿版書籍等共重3噸的文物和史料空運北平，這批文物直至北平和平解放後，才連同其他在京文物一起運返沈陽。
第二節 枟四庫全書枠回歸
1915年初，奉天（沈陽）故宮文溯閣內所藏枟四庫全書枠和枟古今圖書集成枠等重要文物，因北京故宮外朝古物陳列所展覽之用，被北洋政府調往北平，放置於北京故宮保和殿等處，歸古物陳列所保管和展覽。
1925年，奉天省（今遼寧省）教育會會長馮廣民等人赴北平參加“清室善後會議”，他們在參觀古物陳列所時，於保和殿內看到作為陳列品的部分文溯閣枟四庫全書枠。當時，正值奉係軍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獲勝，北平政局處於奉係控製之下，馮廣民等人便乘機欲將全書運回。他們先赴天津求助於張學良、楊宇霆，又回北平訪問相關人士求得支持，最後經過內閣會議通過，允許將全書運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