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薈最成篇，當不下百條，試加以綜合分析，則當時基督教傳播之區域及情形，當可推得也。以上不過隨舉數端以為例。要之，吾以為吾儕欲得史料，必須多用此等方法。此等方法在前清治經學者多已善用之，如《經傳釋詞》《古書疑義舉例》等書，即其絕好模範。惟史學方麵則用者殊少。如宋洪邁之《容齋隨筆》，清趙翼之《二十二史劄記》，頗有此精神，惜其應用範圍尚狹。此種方法恒注意於常人所不注意之處，常人向來不認為史料者，吾儕偏從此間覓出可貴之史料。欲應用此種方法，第一步須將腦筋操練純熟，使常有銳敏的感覺。每一事項至吾前，常能以奇異之眼迎之，以引起特別觀察之興味。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平果落地，何以奈端獨能因此而發明吸力；世界上何年何日不有開水衝壺，何以瓦特獨能因此而發明蒸汽。此皆由有銳敏的感覺，施特別的觀察而已。第二步須耐煩。每遇一事項，吾認為在史上成一問題有應研究之價值者，即從事於徹底精密的研究，搜集同類或相似之事項綜析比較，非求得其真相不止。須知此種研究法，往往所勞甚多，所獲甚簡。例如吾前文所舉（甲）項，其目的不過求出一斷案曰“春秋前半部落式之國家甚多”雲爾；所舉（乙）項，其目的不過求出一斷案曰“六朝唐時中國人留學印度之風甚盛”雲爾。斷案區區十數字，而研究者動費一年數月之精力，毋乃太勞？殊不知凡學問之用科學的研究法者，皆須如是，苟不如是，便非科學的，便不能在今世而稱為學問。且宇宙間之科學，何一非積無限辛勞以求得區區數字者？達爾文養鴿蒔果數十年，著書數十萬言，結果不過詒吾輩以“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八個大字而已。然試思十九世紀學界中若少卻此八個大字，則其情狀為何如者？我國史學界，從古以來，未曾經過科學的研究之一階級，吾儕今日若能以一年研究之結果，博得將來學校曆史教科書中一句之采擇，吾願已足，此治史學者應有之覺悟也。
尤有一種消極性質的史料，亦甚為重要。某時代有某種現象，謂之積極的史料；某時代無某種現象，謂之消極的史料。試舉其例：（甲）吾儕讀《戰國策》，讀《孟子》，見屢屢有黃金若幹鎰等文，知其時確已用金屬為貨幣。但字書中關於財貨之字，皆從貝不從金，可見古代交易媒介物，乃用貝而非用金。再進而研究鍾鼎款識，記用貝之事甚多，用金者雖一無有，《詩經》亦然。墟所發見古物中亦有貝幣無金幣，因此略可推定西周以前，未嚐以金屬為幣。再進而研究《左傳》《國語》《論語》，亦絕無用金屬之痕跡。因此吾儕或竟可以大膽下一斷案曰：“春秋以前未有金屬貨幣。”若稍加審慎，最少亦可以下一假說曰：“春秋以前金屬貨幣未通用。”（乙）我國未有紙以前，文字皆“著諸竹帛”。然《漢書·藝文誌》各書目，記篇數者什之七八，記卷數者僅十之二三，其記卷數者又率屬漢中葉以後之著述，因此可推定帛之應用，為時甚晚。又據《史記》《漢書》所載，當時法令、公文、私信什有九皆用竹木簡，知當時用竹之廣，遠過於用帛。再證以最近發見之流沙墜簡，其用縑質者皆在新莽以後，其用紙質者皆在兩晉以後。因此可以下一假說曰：“戰國以前謄寫文書，不用縑紙之屬，兩漢始用而未盛行。”又可以下一假說曰：“魏晉以後，竹木簡牘之用驟廢。”（丙）吾儕讀曆代《高僧傳》，見所記隋唐以前諸僧之重要事業，大抵雲譯某經某論若幹卷，或雲講某經某論若幹遍，或雲為某經某論作注疏若幹卷；宋以後諸僧傳中，此類記事絕不複見，但記其如何洞徹心源，如何機鋒警悟而已。因此可以下一斷案曰：“宋以後僧侶不講學問。”（丁）吾儕試檢前清道、鹹以後中外交涉檔案，覺其關於教案者什而六七，當時士大夫關於時事之論著，亦認此為一極大問題。
至光、宣之交，所謂教案者已日少一日。入民國以來，則幾無有。因此可以下一斷案曰：“自義和團事件以後，中國民教互仇之現象殆絕。”此皆消極的史料之例也。此等史料，其重要之程度，殊不讓積極史料。蓋後代極普通之事象，何故前此竟不能發生，前代極普通之事象，何故逾時乃忽然滅絕，其間往往含有曆史上極重大之意義，倘忽而不省，則史之真態未可雲備也。此等史料正以無史跡為史跡，恰如度曲者於無聲處寄音節，如作書畫者於不著筆墨處傳神。但以其須向無處求之，故能注意者鮮矣。
亦有吾儕所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實上殆不複能得者。例如某時代中國人口有若幹，此問題可謂為研究一切史跡重要之基件，吾儕所亟欲知也，不幸而竟無法足以副吾之望。蓋吾國既素無統計，雖以現時之人口，已無從得其真數，況於古代？各史《食貨誌》及《文獻通考》等書，雖間有記載，然吾儕絕不敢置信，且彼所記亦斷斷續續，不能各時代俱有，於是乎吾儕搜集之路殆窮。又如各時代物價之比率，又吾儕所亟欲知也。然其紀載之闕乏，更甚於人口，且各時代所用為價值標準之貨幣，種類複雜，而又隨時變紊，於是乎吾儕搜集之路益窮。若斯類者，雖謂之無史料焉可矣。雖然，吾儕正不必完全絕望。以人口問題論，吾儕試將各史《本紀》及《食貨誌》所記者，姑作為假定，益以各《地理誌》中所分記各地方戶口之數，再益以方誌專書——例如常璩《華陽國誌》、範成大《吳郡記》等記述特詳者，悉彙錄而勘比之；又將各正史、各雜史、筆記中無論文牘及談話，凡有涉及人口數目者——例如《左傳》記“衛戴公時衛民五千七百三十人”，《戰國策》記蘇秦說齊宣王言“臨菑七萬戶，戶三男子”等，凡涉及此類之文句，一一鈔錄無遺；又將各時代征兵製度、口算製度一一研究，而與其時所得兵數、所得租稅相推算。如此雖不敢雲正確，然最少總能於一二時代中之一二地方得有較近真之資料，然後據此為基本，以與他時代、他地方求相當之比例。若有人能從此用力一番，則吾儕對於曆史上人口之智識，必有進於今日也。物價問題雖益複雜，然試用此法以求之，所得當亦不少。是故史料全絕之事項，吾敢信其必無，不過所遺留者或多或寡，搜集之或難或易耳。抑尤當知，此類史料若僅列舉其一條兩條，則可謂絕無意義、絕無價值，其價值之發生，全賴博搜而比觀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