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外國人著述。泰西各國，交通夙開，彼此文化亦相匹敵，故甲國史料，恒與乙國有關係。即甲國人專著書以言乙國事者亦不少。我國與西亞及歐非諸文化國既窎隔，亙古不相聞問。其在西北徼，與我接觸之民族雖甚多，然率皆蒙昧，或並文字而無之，遑論著述。印度文化至高，與我國交通亦早，然其人耽悅冥想，厭賤世務，曆史觀念，低至零度。故我國猶有法顯、玄奘、義淨所著書，為今世治印度史者之寶笈。然而印度碩學，曾遊中國者百計，梵書記中國事者無聞焉。若日本，則自文化係統上論，五十年前尚純為我附庸，其著述之能匡裨我者甚希也。故我國史跡除我先民躬自記錄外，未嚐有他族能為我稍分其勞。唐時有阿拉伯人僑商中國者所作遊記，內有述黃巢陷廣東情狀者，真可謂鳳毛麟角。其歐人空前述作，則惟馬哥波羅一遊記，歐人治東學者至今寶之。次則拉施特之《元史》，所述皆蒙古人征服世界事，而於中國部分未之及，僅足供西北徼沿革興廢之參考而已。五六十年以前歐人之陋於東學，一如吾華人之陋於西學，其著述之關於中國之記載及批評者，多可發噱。最近則改觀矣，其於中國古物，其於佛教，其於中國與外國之交涉，皆往往有精詣之書，為吾儕所萬不可不讀。蓋彼輩能應用科學方法以治史，善搜集史料而善駕馭之，故新發明往往而有也。雖然，僅能為窄而深之局部的研究，而未聞有從事於中國通史者，蓋茲事艱巨，原不能以責望於異國人矣。日本以歐化治東學，亦頗有所啟發，然其業未成。其坊間之《東洋史》《支那史》等書累累充架，率皆鹵莽滅裂，不值一盼。而現今我國學校通用之國史教科書，乃率皆裨販迻譯之以充數，真國民莫大之恥也。
以上所列舉，雖未雲備，然史料所自出之處，已略可見，循此例以旁通之，真所謂“取諸左右逢其原”矣。吾草此章竟，吾忽起無限感慨：則中國公共收藏機關之缺乏，為學術不能進步之絕大原因也。歐洲各國，自中古以還，即以教會及王室為保存文獻之中樞，其所藏者，大抵曆千年未嚐失墜，代代繼長增高。其藏書畫器物之地，又大率帶半公開的性質，市民以相當的條件，得恣觀覽。近世以還，則此種機關純變為國有或市有。人民既感其便利，又信其管理保存之得法，多舉私家所珍襲者，叢而獻之，則其所積日益富。學者欲研究曆史上某種事項，入某圖書館或某博物館之某室，則其所欲得之資料粲然矣。中國則除器物方麵絕未注意保存者不計外，其文籍方麵，向亦以“天祿、石渠典籍之府”為最富。然此等書號為“中秘”，絕非一般市民所能望見。而以國中之野蠻革命賡續頻仍，每經喪亂，舊藏蕩焉。例如董卓之亂，漢獻西遷，蘭台石室之圖書縑帛，軍人皆取為帷囊。梁元帝敗沒於江陵，取天府藏書繞身焚之，歎曰：“文武之道，盡今日矣。”此類慘劇，每閱數十百年，例演一次。讀《隋書·經籍誌》《文獻通考》等所記述，未嚐不泫然流涕也。其私家弆藏，或以子孫不能守其業，或以喪亂，恒閱時而灰燼蕩佚。大一之閣，絳雲之樓，百宋之廛……今何在矣？直至今日，交通大開，國於世界者，各以文化相見。而我自首善以至各省都會，乃竟無一圖書館，無一博物館，無一畫苑。此其為國民之奇恥大詬且勿論，而學者欲治文獻，複何所憑藉？即如吾本章所舉各種史料，試問以私人之力如何克致？吾津津然道之，則亦等於貧子說金而已。即勉強以私力集得若幹，亦不過供彼一人之研索，而社會上同嗜者終不獲有所沾潤。如是而欲各種學術為平民式的發展，其道無由。吾儕既身受種種苦痛，一方麵既感文獻證跡之易於散亡，宜設法置諸最安全之地；一方麵又感一國學問之資料，宜與一國人共之，則所以胥謀焉以應此需求者，宜必有道矣。
前章列舉多數史料，凡以言史料所從出也。然此種史料，散在各處，非用精密明敏的方法以搜集之，則不能得。又真贗錯出，非經謹嚴之抉擇，不能甄別適當。此皆更需有相當之技術焉。茲分論之。
第一搜集史料之法
普通史料之具見於舊史者，或無須特別之搜集，雖然，吾儕今日所要求之史料，非即此而已足。大抵史料之為物，往往有單舉一事，覺其無足重輕，及彙集同類之若幹事比而觀之，則一時代之狀況可以跳活表現。此如治庭園者，孤植草花一本，無足觀也，若集千萬本，蒔以成畦，則絢爛眩目矣。又如治活動物學者搜集標本，一枚之貝，一尾之蟬，何足以資研索，積數千萬，則所資乃無量矣。吾儕之搜集史料，正有類於是。試舉吾所曾致力之數端以為例：（甲）吾曾欲研究春秋以前部落分立之情狀，乃從《左傳》《國語》中，取其所述已亡之國最而錄之，得六十餘；又從《逸周書》搜錄，得三十餘；又從《漢書·地理誌》《水經注》搜錄，得七十餘；又從金文款識中搜錄，得九十餘；其他散見各書者尚三四十。除去重複，其夏商周古國名之可考見者，猶將三百國。而大河以南，江淮以北，殆居三之二。其中最稠密之處——如山東、河南、湖北，有今之一縣而跨有古三四國之境者。試為圖為表以示之，而古代社會結構之迥殊於今日，可見一斑也。（乙）吾曾欲研究中國與印度文化溝通之跡而考論中國留學印度之人物。據常人所習知者，則前有法顯，後有玄奘，三數輩而已。吾細檢諸傳記，陸續搜集，乃竟得百零五人，其名姓失考者尚八十二人，合計百八十有七人。吾初研究時，據慧皎之《高僧傳》，義淨之《求法傳》，得六七十人，已大喜過望。其後每讀一書，遇有此者則類而錄之，經數月乃得此數。吾因將此百八十餘人者稽其年代籍貫，學業成績，經行路線等，為種種之統計，而中印往昔交通遺跡，與夫隋唐間學術思想變遷之故，皆可以大明。（丙）吾曾欲研究中國人種變遷混合之跡，偶見史中載有某帝某年徙某處之民若幹往某處等事，史文單詞隻句，殊不足動人注意也。既而此類事觸於吾目者屢見不一見，吾試彙而鈔之，所積已得六七十條，然猶未盡。其中徙置異族之舉較多，最古者如堯舜時之分背三苗；徙置本族者亦往往而有，最著者如漢之遷六國豪宗以實關中。吾睹此類史跡，未嚐不掩卷太息，嗟彼小民，竟任政府之徙置我如弈棋也。雖然，就他方麵觀之，所以摶捖此數萬萬人成一民族者，其間接之力，抑亦非細矣。吾又嚐向各史傳中專調查外國籍貫之人，例如匈奴人之金日磾、突厥人之阿史那忠，於闐人之遲敬德，印度人之阿那羅順等，與夫入主中夏之諸胡之君臣苗裔統列一表，則種族混合之情形，益可見也。（丁）吾又嚐研究六朝唐造像，見初期所造者大率為釋迦像，次期則多彌勒像，後期始漸有阿彌陀像、觀世音像等，因此可推見各時代信仰對象之異同，即印度教義之變遷，亦略可推見也。（戊）吾既因前人考據，知元代有所謂“也裏可溫”者，即指基督教。此後讀《元史》及元代碑版與夫其他雜書，每遇“也裏可溫”字樣輒乙而記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