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炎理財功績不可磨滅，但從迫害劉晏至死的冤案中，卻透出楊炎不光彩的一麵。楊炎刻意置劉晏於死地，純係個人恩怨。
距劉晏自盡僅一年零三個月，楊炎也被迫害含冤而死。這個結局不是楊炎所能料想到的，卻是楊炎最可悲的。曆史嘲笑了楊炎。
楊炎非尋常之人，陷劉晏於死地自知問心有愧，而此事恰恰是楊炎招致殺身之禍的一個原因。劉晏冤死，群臣對楊炎“為之側目”，怨聲四起。楊炎曾對別人說：“晏往嚐傅會奸邪，謀立獨孤妃為後，帝自惡之，非它過也”。此言被人密奏德宗：“（炎）恐天下以殺劉晏之罪歸己，推過於上耳”。而此時的德宗對誅劉晏已有悔意，聞言後，“自此德宗有意誅炎矣，待事而發”。
楊炎的悲劇還在於他獨攬大權，恃才傲物，淩駕於群臣乃至德宗之上。楊炎下屬梁崇義反叛，德宗欲以淮西節度使李希烈統軍討伐。楊炎認為李希烈“異日平賊後，恃功邀上”，將來不好收拾，因此固諫不可。德宗又想假李希烈之兵平叛，楊炎又諫不可。德宗非常惱怒，對楊炎說：“朕業許之矣，不能食言”。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楊炎奏請德宗派涇原節度使段秀實建城於原州。段秀實以春天耕作剛開始請求緩行建城，引起楊炎不滿並借此降其官職。不久，又令涇州官兵去建原州城，因調治失誤，險生邊患，這些皆因楊炎以自己的好惡更易主帥的緣故。楊炎死後，宰相李泌曾對德宗說：“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德宗卻說：“卿言固然有理，但是楊炎視朕如三尺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這就不單單隻是盧杞陷害他這麼簡單了”。
楊炎的冤獄，最直接的原因是宰相盧杞的陷害。
德宗欲除楊炎，便提拔盧杞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把楊炎轉為中書侍郎，仍平章事。盧杞是個“忌能妒賢，迎吠陰害，小不附者，必置之於死”的小人。同時，盧杞才學平平，儀貌醜陋，楊炎對他甚為厭惡，所以盧杞對楊炎一直懷恨在心。
開元初年廢除了中書舍人分管尚書六曹之職，盧杞奏請皇帝給予恢複。楊炎則強烈反對，兩人互不相讓。加之盧杞侵權，密奏主書過錯並逐之，楊炎忿忿不平地說：“中書舍人隻不過是我手下的小吏，越過我的權力而自治，這不是和我公然的對著幹嗎？”兩個人的矛盾日趨尖銳化。
此後不久，德宗問及宰相大臣中可委以重任之士，盧杞舉薦張鎰、嚴郢，楊炎舉薦崔昭、趙惠伯。德宗認為楊炎舉薦不當，罷楊炎宰相之職降為左仆射。這樣，盧杞在權勢上占了上風，並提拔嚴郢為禦史大夫。
楊炎與嚴郢早就不睦，便讓禦史張著彈劾嚴郢，嚴郢因此被降職為禦史中丞。同時，楊炎耳聞源休與嚴郢不和，便提拔源休為京兆尹，讓源休監視嚴郢，而源休升職後反與嚴郢關係曖昧，楊炎弄巧成拙。
盧杞則用楊炎陷害劉晏的方法對付楊炎，唆使嚴郢以楊炎曾把私宅賣為官廨為借口，彈劾楊炎“抑吏貨市私第，貴估其宅”，還脅迫法官枉法判楊炎“監主自盜，罪絞”。兩人勾心鬥角，愈演愈烈。盧杞極盡迫害之能事，並最終占據上風。他利用楊炎不得勢之機，對群臣極力拉攏，排擠、孤立楊炎。
開元中，有人想在曲江南麵建家廟，因皇帝巡幸路過這裏便打消了念頭，而楊炎卻在那裏建起了家廟。有流言傳說：“此地有王氣，炎故取之，必有異圖”。德宗聽後更加惱怒，下詔毀了楊炎的家廟，並曆數楊炎過錯。自稱“於將相，義切始終，顧全大體，特有弘貸”的德宗，在把楊炎罷職貶往崖州（治所在今廣東崖縣崖城鎮，轄境相當今廣東崖縣、保亭、樂東等縣地）的路上，派人縊殺了年僅55歲的楊炎。很久以後才給楊炎平反，“詔複其官，諡肅湣”。在左丞相孔戣建議下，改諡號為“平厲”。
劉晏與楊炎的死是一種悲劇，而這種悲劇隻是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中諸多冤案的重演或再現。最為可悲的是，楊炎在以個人恩怨害死劉晏後的僅一年零三個月也被迫害致死。楊炎自己導演了一出悲劇，而後又成了另一出悲劇中的主角。是曆史跟楊炎開了個玩笑，還是古語所說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恐怕都不是。劉晏與楊炎的悲劇是有著深刻的曆史原因的。
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裏，皇帝專製或大臣當權，多是以自己的好惡定曲直。德宗“保奸傷善，聽斷不令”。楊炎本人也是如此，“睚眥必仇，險害之性附於心，唯其愛憎，不顧公道”。所以，出現劉晏與楊炎這樣的悲劇也就不足為奇了。
唐朝中後期，“朋黨”呈越來越嚴重趨勢。各黨派之間互相傾軋，各不相讓。“宰相朋黨，上負朝廷。楊炎為元載複仇，盧杞為劉晏報怨”。雖然這樣評價劉晏與楊炎的死不夠公允，但從中可以看出一點兩人所遭迫害的端倪。
劉晏與楊炎同為理財家，又都懂得“因民所急而稅之，則國用足”的道理。劉晏提出“以養民為先”的理財思想。特別是楊炎的“兩稅法”，確立了“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的征稅原則，從而實現了中國封建社會的稅收結構由以人頭稅為主向以資產稅為主的曆史性轉變，並為以後朝代所沿襲。雖然兩個人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但兩個人的理財措施又勢必在不同程度上觸動封建地主階級的利益。所以，必然遭到封建勢力的圍攻和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