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元分別是同一曆史時期的四個不同的政權形式，在這一曆史階段的前期，宋朝對遼、金、元的對抗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宋朝皇帝不止一位，各代皇帝也不都是立場堅定地抱著一致的主戰思想，每個皇帝的能力又有不同，所以宋朝基於邊患沒有也不可能真正地強大起來，最終反而葬送國運於敵手。
麵對著時勢多艱的局麵，自然會有有見識的忠貞之士勇敢地站出來，挽大廈於即傾，但沆瀣詭變的朝廷局勢卻是他們左右不了的，浩然正氣往往被邪惡的氣焰所壓製。
宋遼金元多更替上天總把英才嫉鞠躬盡瘁臣含冤被貶命
——寇準之冤北宋太宗皇帝是自五代以來第一位非武人坐天下的君主。即位之初也重武，一是因為當時形勢需要他繼承太祖的統一大業。二要在眾將麵前樹立形象，鞏固帝位。無奈武運不昌，高梁河一戰，太宗匹馬單騎逃回後，對外政策愈發保守，重新調整了內外政策，以守內虛外為核心，以文致治。為了加強和鞏固統治的基礎，宋太宗廣為網羅人才，認為科舉才是國家選取真才的唯一途徑。為此，宋太宗完善了科舉取仕製度，並把殿試定為製度，以選拔真才實學者，為朝廷服務。非常之世出非常之才，寇準就在這個時候脫穎而出了。
在中國，寇準可稱得上是家喻戶曉的人物。他聰明機智，臨事果斷，勇於任事，數次使北宋王朝轉危為安。但是，他後來被佞臣所誣，一月被貶謫三次，憂病交加，淒涼地死在雷州貶所。
以文入仕勇於諫言
寇準（公元961—1023年），字平仲，華州下邦（今陝西渭南東北）人。先世曾居太原太穀（今山西太穀）昌平鄉，後移居馮翊（今陝西大荔），最後遷至下邦。
寇準出身於名門望族。曾祖父寇賓、祖父寇延良皆學識淵博，因逢亂世，均未出仕。父親寇湘，博古通今，擅長書法、繪畫，尤其在詞章方麵小有名氣，曾於後晉開運年間（公元944—946年）考中進士甲科，應召擔任魏王趙延壽記室參軍（王室秘書）。宋初，因寇準顯貴，其父被追封為三國公（燕國公、陳國公、晉國公），追贈官職至太師尚書令（即宰相）。
顯赫的門第，書香的熏陶，寇準自幼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加之他天份極高，又十分刻苦用功，少年的寇準就脫穎而出。14歲時，已能寫出不少優秀詩篇，15歲時，就能精心研讀《春秋》三傳（《左傳》、《公羊傳》、《穀梁傳》），指評時弊。
封建時代的文人，大多走的是一條科舉取仕之路。胸懷大誌的寇準正欲施展抱負，有為於宋朝，科舉是必經之路。太平興國五年（公元980年），19歲的寇準懷著經綸天下之誌，躊躇滿誌地踏上了科舉出仕之路，來到京都汴梁（今河南開封）應試，考中進士甲科，並取得了參加宋太宗殿試的資格。當時，因宋太宗非常喜歡錄用中年人，覺得年輕人缺乏經驗，有人就勸寇準多報幾歲年齡。寇準非常鄭重地說：“我正思進取，豈可欺蒙國君？”足見寇準誠實、忠直的一麵。
寇準素懷濟世之略，有經綸天下之心，在殿試上，憑著滿腹經綸，博得了宋太宗的賞識，一試得中，受任為大理寺評事（此為虛銜），擔任了大名府成安縣（今河北成安）知縣。
寇準雖出身名門顯貴，卻也頗通民情、民心，中國曆代的“民本”思想對他也有較深刻的影響。在他任知縣期間，極力使百姓擺脫巧立名目的攤派，嚴格按照國家規定征收賦稅和徭役，大大減輕了人民的負擔。每當收稅和征役時，在縣衙門前張貼布告，上寫清應征對象的姓名、地址及繳稅數目。這樣一來，百姓心中明明白白，主動前來繳稅、服役，使惡霸、衙役不至於橫行鄉裏、魚肉百姓。
寇準在任期間，為了充實國庫，豐裕一方百姓，還出台了獎勵耕織、鼓勵墾荒的一係列政策。所轄縣境內人民踴躍墾荒，致使荒地大片開墾出來，百姓安居樂業。由於寇準政績顯著，數年間數次升遷。先後擔任過殿中丞、鄆州（今山東東平）通判、學士院召試（為皇帝起草詔令）、右正言（諫官）及三司度支推官等。在寇準擔任言官時，根據自己的觀察，坦言直陳，深得正直之士的嘉許。就是在太宗麵前，寇準也絲毫不改直爽的性格。
宋太宗即位之初，為表示自己下通言論，經常召集群臣議論朝政，並希望群臣直言相諫。一次，朝中君臣對與契丹議和問題進行討論，眾臣皆迎合宋太宗之意，主張對契丹議和。宋太宗經過幾次伐遼戰役失敗的打擊後，對北伐契丹失去了信心和決心。雖然北方警報頻傳，宋太宗卻對出師一點把握也沒有，朝廷上下彌漫著一股恐遼情緒。寇推聽到議和的議論後，當即提出異議：契丹屢屢侵犯我邊疆，隻能加派勁兵駐守，加強力量，不可與之議和。然後他分析了備戰與議和的利害，建議加強邊地武將的兵權，任賢修政，選勵將士，再次北上伐遼，是能夠收複失地的。屈辱求和，這是太宗在感情上接受不了的，因為畢竟恢複舊疆也是他的誌向，所以寇準一番話，使太宗聽來非常順耳，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他一些恐遼心理，對大臣們也是一種鞭策，起到了凝聚人心的作用。因此，太宗更加賞識寇準，旋即提升寇準為樞密院直學士（掌最高軍事機關中的機密文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