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麵對這座已曆三百多年風雨的雄關想到它居然沒能擋住清兵入侵，國破家亡，生靈塗炭，既覺悲哀又覺氣憤，一股反清複明的大丈夫氣概充溢胸間，令他久久難以平靜。
遊覽罷山海關，在南返路上，顧炎武又專程來到昌平。他要拜謁明十三陵。十三陵整個陵區四周都有圍牆，正門開在南端，蟒山、虎峪嵯峨兩側，恰似一龍一虎踞守大門，保衛著裏麵的長陵、獻陵、景陵、裕陵、茂陵、泰陵、康陵、永陵、昭陵、定陵、慶陵、德陵、思陵。過去的皇陵都設有陵衛，如今也沒了，外麵的圍牆也多處倒塌。又勾起顧炎武一番淒涼感慨來。
顧炎武離開北京，取道保定、娘子關，來到山西首府太原，再由軍渡過黃河入陝西，抵達秦北重鎮榆林。考察一番後又過河返回山西，遍遊雁門、五台之地，並且再次住下來開荒種地。初具規模後，他把墾種事務交給門人們去管，自己又抽出身子繼續漫遊，回到了南方。就在這時，一場大禍臨頭。
著文招禍身入冤獄
這天，他正在整理自己的旅遊筆記，忽然一群如狼似虎的官差把他逮捕起來。罪名是有本題名為《忠節集》的書，是他搜集編輯並刊刻發行的，書中的《郭汾陽王考傳》、《黃禦史傳》、《顧推官傳》等文章和詩詞，都有嚴重的政治問題，充滿“悖逆”、“反叛”的內容。此案是薑元衡一手製造的。
薑元衡原來姓黃，叫黃元衡。他出身低賤，是世代奴仆之後。到他手裏門風一變，居然讀書有成，中進士，點翰林，春風得意。惟有一塊心病：怎麼才能改變一下奴仆出身的名分呢？想著想著就想歪了。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薑元衡忽然發難，向山東巡撫衙門告狀，檢舉說黃培寫有反詩。黃培是誰呢？他曾任明朝錦衣衛都指揮使之職，而薑元衡的先輩曾在黃家多年為仆役。如今黃培無職在家，但他的子侄多人，現任清朝的縣令、推官等。薑元衡完全出自一種變態的報複心理，誣告黃家共有十四人寫有反詩，因為證據不足，案子拖了三年多也沒個了結，薑元衡繼續加碼。康熙七年正月，他再次告發黃培藏有反動著作《忠節集》，並有鼻子有眼地說，該逆書的編著者就是昆山顧炎武，顧炎武就是這麼被牽連進來的。
顧炎武入獄，朋友們急壞了。萬一把他參加抗清的那些事都扯出來，那可凶多吉少。李因篤、朱彝尊等朋友全力以赴地開展營救工作，到了當年的九月，總算把顧炎武救了出來，戳穿了士林敗類薑元衡的誣陷陰謀。還應提到的是，此案之所以能較快地了斷，與另一起文字獄大有關係。
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市麵上出現了這麼一本書：書名《忠義錄》，又名《啟禎集》，陳濟生編輯，是吳生作序，書中詩文係黃尊素等人作。黃尊素是明朝著名的禦史，吳生更是明朝的閣老大臣。光看這兩個名字，就夠嚇人的了。其實，這本書根本不是陳濟生編輯的，而是江南的沈天甫、呂中、夏麟奇、葉大等人搞的。他們為何要弄虛作假、借用他人名義呢？原來有著不可告人的目的。
吳生有個兒子叫吳元萊，現任中書之職。這天有幾個人找上門來，亮出《忠義錄》，說這是一本煽動反清複明的逆書，書序係你父吳生所作，肯定會招來滅門之禍。又說如果你吳中書肯出二千兩銀子，我們保證可以把此書全部收回，使你全家免禍無災；否則，便要去告發。
顯然，這是誣陷勒索的行徑。在文字獄興盛的專製時代，一些文痞惡棍趁機作惡，這是很自然很普遍的現象。
吳元萊不是等閑之輩，還是有點膽識的。他一看序文，就斷定不是父親的手筆，心知這是一場大訛詐。當即穩住來人，去給巡城禦史報了案。於是，沈天甫等人很快被捕，嚴審之下供出實情。這年閏四月裏，這幾個文痞以偽造逆詩、肆行詐編、大幹法紀的罪名被處以死刑。
這個案子無疑給山東的“《忠節集》案”提供了一種思路，辦案者在顧炎武朋友的提醒下，找來《忠義錄》與《忠節集》加以對照，這下案情大白了。原來薑元衡正是把沈天甫的《忠義錄》加以刪節，把黃培的一個小冊子《十二君唱和序跋》的內容加進去，便拚湊起那個《忠節集》來。審問薑元衡，他對作案過程和動機也供認不諱，顧炎武和黃家多人也才能無罪獲釋。
冤獄重生死不事清
顧炎武從這場文字獄脫身出來，已經是過了知天命之年的人了。他看出恢複故國已不可能，便轉向學術研究和著書立說，同時繼續那種“以驢馬載書自隨”的漫遊生活。顧炎武晚歲的遊曆重點仍在華北地區，尤其是秦晉兩地。他來到陝西華陰縣時，說過下麵一段話：
陝西這地方的知識分子，非常喜歡研究經世致用的學問，性情豪爽重感情，很容易交往，而且敢於講真話，堅持真理。這都是其他地方比不上的。華陰縣正處在關河之口這樣的中樞位置。住在這裏用不著跑多遠，就能知道天下發生了什麼事，出現了怎樣的人物。一旦接到什麼警報，很快就可退到山裏據險固守，而要想施展胸中抱負，向外而求得發展，一出潼關便可獲得高屋建瓴之勢。可謂進退自如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