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者如果希望他的寫作有意義,一定需要尋找共性。我個人的總結是(這肯定都不是教科書上的):人類的普遍經驗應該就是寫作所依據的共性。在這裏我把經驗分為兩種。一種是狹義的經驗,包括個人的具體經曆和從生活中耳聞目睹直接獲取的各種經驗。另一種是廣義經驗,這包括很多間接經驗,比如通過教育和閱讀而獲得的經驗。有些事你並沒親身經曆,或者你根本不可能去親身經曆。但是你可以感覺、可以知道。今天,各種先進的傳播媒體,大大增加了獲取間接經驗的可能性。

接下來我從寫作的角度談一下生活經驗和閱讀經驗。

生活經驗這個話題非常廣泛。人在生活中各種感官所及的所有經驗都可以稱之為生活經驗,但是其中真正和寫作有關係的部分並不多。對絕大多數人來說,情感經驗可能是最直接的生活經驗。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同學有過戀愛經曆,其實情感經驗可以有很豐富的內涵。在家裏,你和父母、兄弟姊妹,你和親戚鄰裏;在學校,你和同學老師,你和周圍所有人的情感聯係,都是你的情感經驗。對於一個寫作者,或者是一個對寫作有興趣想從事寫作的人來說,首先,他就不可能不在意自己的情感,不可能不在意他周圍人的情感。可以這麼說,利用人類情感可以編織出太多的故事和太多的可能性。文學史上的經典名著大部分都是特別善於描繪個人情感經驗的作品。當我以二十世紀的眼光往回看(盡管今天已跨入二十一世紀,我仍然把自己看作是二十世紀的人),我發現古典作品,尤其是十九世紀浪漫主義作品,大部分都是宣泄情感的類型。

十九世紀法國作家雨果的代表作之一《九三年》,就是特別強烈地挖掘人類情感經驗的一部偉大小說。小說中三個主要人物分別是西穆爾登、戈萬、朗德納克。小說以一七九三年法國大革命為背景。戈萬雖然出身貴族,但投身革命,成為共和國將領;西穆爾登是共和軍總部派去監視戈萬的特派長官,也是戈萬的精神導師;朗德納克則是貴族叛軍的領袖,在血緣上又是戈萬的親叔叔。我剛才說,雨果在這部小說中特別利用人類普遍的情感經驗。血緣是不能置換的一種人類關係。西穆爾登和戈萬是師生關係——我所知道,一般當學生成年之後,如果仍能與老師保持親密的師生之誼,那麼這種關係就會有點像父子關係。西穆爾登和戈萬就是這樣,西穆爾登甚至可以對戈萬兼有哺育之恩和教育之恩,尤其在精神上給戈萬以很大影響。

雨果是個大劇作家,寫過很多劇本,他更是一個大詩人。雨果的詩主要不是短章小品,更多的是汪洋恣肆宏大的抒情詩。雨果是浪漫主義作家的領袖,是法國曆史上最偉大最重要的作家。雨果死的時候在法國享受的待遇是國葬,巴黎三十萬人參加了他的葬禮,盛況空前。

雨果寫《九三年》,他一開始在設置小說中這三個人物時,特別注意利用人類經驗中最直接最可感的情感來做文章。他先劃分革命者與叛亂者水火不容的陣營。朗德納克是敵視革命的叛亂者。這時作家又設置一個很“巧”的情節,在一次較量中,朗德納克及其部下被革命軍包圍在一個塔樓裏,戈萬帶領革命軍步步逼近,要活捉朗德納克,在最後的危急關頭,朗德納克居然僥幸逃脫,這就又埋下了巨大隱患,下次他還將卷土重來,對抗革命軍。這時,在朗德納克逃離塔樓、逃離戈萬圍捕之後,他突然發現塔樓上著起火來,而在火光中竟然有三個孩子的身影;遠處又傳來一個女人聲嘶力竭的哭喊聲,在呼喊人們呼喊上帝去救她的三個孩子。於是朗德納克返回塔樓,從塔樓中救出三個孩子。正是由於他的返回,他被革命軍抓獲,成為戈萬的俘虜。

西穆爾登和朗德納克從來都是死敵(他們是同一代人)。朗德納克被捕後,西穆爾登堅決主張處決這個革命的敵人。但是戈萬不同,一方麵他和朗德納克是親叔侄,有血緣關係。如果處決他,那麼革命者是不是就不要親情了呢?這是戈萬麵臨的第一個問題。另一方麵,戈萬的信念是革命是為人民,事實上朗德納克不是作為革命的敵人在戰鬥中被俘虜,而是作為一個拯救三個孩子的老人走回來的。這樣朗德納克的被俘,就帶上了自願犧牲的崇高的悲壯色彩。於是戈萬麵臨兩難選擇:革命和人道主義的兩難。朗德納克在返回塔樓中間同樣也陷入兩難:他完全可以不去救那三個孩子,他很清楚,如果他去救,他肯定會被捕,那麼他的軍隊他的政治理想也將隨之被消滅。與三個孩子、他個人的生命及整個陣營相比,朗德納克確實很難選擇。可以這麼說,朗德納克雖然是一個反動派,但他首先是一個人,最終他選擇了首先作為一個人應該選擇的方向。他出於人道主義拯救了三個孩子,同時他明確意識到他這樣做的後果,是他個人的生命和他整個的陣營都將因此而終結。相比之下,西穆爾登把戈萬視作自己全部的希望,他自己是革命者,如果戈萬是一個基督徒,那麼西穆爾登就是他的牧師。現在戈萬已經是一個成年人,當西穆爾登在繼續扮演家長和精神導師的角色時,他不得不考慮到這一點,並且還要考慮到戈萬已經是革命軍的領袖,是人民的精神支柱。在朗德納克問題上,西穆爾登仍然力主處決這個共和國的敵人,並希望以他堅決的態度來影響顯得為難和猶豫的戈萬。

戈萬更是特別為難。他想了一整夜,在黎明時分,天將亮未亮,戈萬披了一件大氅,戴了大帽子,把自己裹得嚴嚴實實,來到押解朗德納克的地方。因為戈萬是司令官,看守衛兵當然就放他進了牢房。戈萬見到被關的朗德納克,兩人有一場關於革命、立場、信仰等主題的熱烈爭論。這裏且不去說了。我們知道事情的結果是一個穿著大氅、戴著帽子的人走出了關押地,過了好一會兒,當看守衛兵再進牢房的時候,發現裏麵留下的已不是朗德納克,而是戈萬。最終是親情和革命之上的人道主義戰勝了戈萬的革命立場,使戈萬放走了革命的敵人;實際也就是放虎歸山。他自己則留在監牢中,等候處決。他放走朗德納克這個事實足以導致他自己被處決。因為在放走敵人的瞬間,他自己就成了革命的叛徒。戈萬最終確實被處決,執行處決的是有著堅定原則和堅定立場的西穆爾登,也就是由戈萬的精神導師親自來處決戈萬。在處決瞬間,西穆爾登開槍自盡。

這個故事寫得特別悲壯,故事中三個主要人物,每個都麵臨著三重兩難的抉擇。戈萬本是西穆爾登全部的希望,但是西穆爾登作為革命立場的代言人和堅決維護者,最終下令處決戈萬,等於他親手扼死了他的全部希望。扼死的結果是他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也不存在了。在這場較量中,就力量對比而言,戈萬和西穆爾登所在革命軍一方是強勢,而朗德納克叛亂分子一方是弱勢。事實也是戈萬和西穆爾登俘虜了朗德納克,強勢戰勝了弱勢。但有意思的是,最終能保留生命的不是戈萬,不是西穆爾登,而是一開始就處於弱勢的朗德納克。這種故事設置就是特別典型地利用人類的情感經驗,是人們都能理解、對至高無上的人類之愛的認同,而且利用了人類普遍的向善和人道主義的心理趨向、情感趨向,從而布局了非常有意味的一出戲劇。

生活經驗包含了很豐富的內容,剛才我說的是情感經驗。一些經典作品經常是將情感經驗張揚到高潮,張揚到極限,就像吹氣球,一直到將氣球吹得近乎爆炸。在這些作品中,經常有這種類似吹氣球的、情感的膨脹乃至最終爆炸的情形。特別有名的例子就是小仲馬的《茶花女》。這個故事感人至深,被改編成話劇、歌劇、電影等多種形式,足見其受歡迎的程度。經典作品這種鋪張、張揚以及利用情感經驗的方式,我願意稱之為“煽情”。實際上利用情感經驗還可以有另一種形式,它作為“煽情”的反麵,我稱之為“克製”,這種例子也是不勝枚舉。接下來舉一個電影的例子,是卓別林的一部電影,叫《城市之光》。電影因為表達方式比較直接,有些情感就不必以特別複雜的方式呈現。當然我們也經常會看到一些拿腔拿調的電影,比如國內很多電影,人們不停地或者哭或者笑,好像喜怒哀樂一定得誇張表現出來才算好電影,其實不是這樣的。

《城市之光》是講了一個流浪漢和一個賣花女的故事。賣花女眼睛看不見,是個盲女,卓別林飾演的流浪漢愛上了她。盲女看不見流浪漢的樣子,隻熟悉流浪漢的聲音。他們倆最親密的接觸,是有一次盲女為了感謝流浪漢的幫助,握住了他的手。在這個瞬間,盲女是靠聲音和觸覺記住了這個人。後來,流浪漢曆盡千辛萬苦,終於幫助盲女治好了眼睛。在盲女複明後,當流浪漢重新站在她麵前時,盲女根本不認識他。因為他不肯說話,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盲女隻是覺得流浪漢人很好,但是她一點沒有意識到他到底是誰。這時候卓別林用了一個特別有趣的手法,在影片結尾處,通過自己的表演來表現流浪漢對賣花女的感情,觀眾能從流浪漢的眼神裏看出他深愛著這個女孩。女孩本來就很漂亮,現在又已經複明,光彩照人。而流浪漢,我們可以想象卓別林的那種典型裝扮,穿著長皮鞋和破燕尾服,戴著破帽,留一撮小胡子,一副邋遢可笑的樣子。他沒有奢望一個健康美麗的女孩會愛上他這樣一個流浪漢,而同時我們又可以強烈感覺到他對女孩的深深愛戀。當時因為女孩很感激他,又衝動地拉住了流浪漢的手,抓住手的這個瞬間一下子就凝結住了,女孩突然回到她瞎眼時的記憶。她摸著流浪漢的手,於是知道眼前這個人正是從前一直幫助她、深愛著她的那個人。等女孩意識到這一點的時候,流浪漢已經把手抽開了,準備獨自離去。《城市之光》這部電影,它的感情總是收斂的,克製的,在最需要感情宣泄的時候,雙方將感情牢牢含住。這就牽涉到文藝作品中“揚”和“抑”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小說中也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