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的幾年，對中國文學界真可以說是批評的黃金時代。而在此之前，批評之於文學，似乎隻行使打擊一種功能，有的隻是嚴格語法意義的批判，與批判的實在意義相去還遠。
現在的根本不同，在於文學的批評成了一種相對獨立的活動。從某種意義說，它的獨立甚至超過了必要的限製，即它竟置它自身的規律和創作現象於不顧，毫無拘束地跳躍到前邊。大概這也是它能蓬勃生長的原因所在吧。它相當過激，衝破許多成規和束縛，因而獲得了新的生命力。它的生長機製自身有極好的調整功能，使它如一個健康的男孩，使成年人驚詫。
一九八八年的《文藝報》，有一期使我的家人和朋友正正經經緊張了一回。那是二版上的通欄大標題在嚇人——《馬原小說批判》。
我倒是從心裏感謝另外一些聞風而動的朋友，他們對此文的撰稿人表示了應有的義憤。但我同時又比任何人都清楚，那隻是生機勃勃的批評活動中之一次善意的競技而已，絕對沒有火藥味和由此帶來的屍臭。
事情已經過去兩年，今天提起已經連舊聞都算不上，我舊話重提是因為這樁事對我個人還有另外的意義。這篇批評對我意味著特殊提醒。大凡寫東西的人，寫得久了便難聽進別人的不同意見，我就更是如此。不要說這樣的大塊文章，就是人家認定我的作品是白璧微瑕也讓我難於接受。這裏麵自尊心占的比重並不像通常以為的那麼大，畢竟寫作者本人對他的作品的思考比隨便哪個讀者或批評家都來得深入，批評人的批評難得不沾帶些草率的嫌疑，換一句更明確的話，誤讀的嫌疑。
如果批評確乎出現偏差，這種對誤讀的認定便會令我相當地不謙虛，從裏到外都顯出大不以為然的態勢，這樁事最初的結果就是照這個模式衍化的。我當時的反應相當裝模作樣，向友人示意我對此毫無興趣，示意這種文章你完全可以略過不讀，理由呢——它是由一位完全不懂小說的門外漢寫的，沒有閱讀價值。
這在當時的我是一種姿態，不管我心底裏的想法怎樣（高尚或卑劣），事實上我不可能真的毫不在乎。就像海明威把自己腦袋打掉半拉不是不在乎死亡一樣。他在乎著呢，他在乎的就是這個，青史留名，讓後來人津津樂道。
比如我自己就不止一次向別人講過這事，我的講述肯定包含了炫耀的因素在其中。
我現在能這樣說，至少我已經意識到我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不大堂皇。平心而論，王幹君的這篇文章有相當的穿透力，我讀過後的頭一個感覺是被誰用槍擊中了。
誤讀有沒有呢？我說百分之百不誤讀隻是某種可愛又不切實際的想法。比如所說的心理準備不足致使長篇《上下都很平坦》後麵部分失敗等等，至今仍讓我覺得沮喪，因為那是我曾經寫出的最卓越的部分。再比如所說的墮落成超級通俗寫家又過分抬舉我了，豈敢如此妄稱呢？前人有大仲馬等，今人更有金庸、黑利、克裏斯蒂，我隻有欽敬的份，哪敢妄想別的？至於說到小說的敘述問題，原本批評家們的尺度標準就與小說家有異，算不得稀罕事。先有福克納對批評的微詞，我不說也罷。說到底還是個立場與角度的差異。
細心的讀者一定注意到了，那以後我寫得很少。除了一些客觀因素而外，我個人麵對自己的時候覺到了一些以前對我根本不存在的問題，所謂自我困境。我不著急往下寫，我需要一點時間來整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