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經濟學上講，二氧化碳排放和環境保護，具有極強的外部性特征。從哈丁“牧場的悲劇”模型，也可推導出世界環境問題上的困境：全球環境是一個公共場所，每一個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都想多排放，於是整個世界就變成不適宜人類居住、生活和發展“高碳化和溫室化”的地方了。這種由國際市場調節機製無法解決的問題，必須由各個國家（相當於哈丁模型中的牧民家庭）形成公共環境治理組織，進行多邊協商，製定規則，約束各國行為，來改善和保護人類共同的家園。但是，由於發展階段和國家大小等方麵的不同，在國際排放和氣候問題上，如何處理發展中國家迫切需要首先解決溫飽問題與發達國家強調保護環境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能源高消耗和高排放國家與低消耗和低排放國家之間的關係；如何處理陸地大國與海洋小國之間的關係等，成為現代國際關係中的重要組成內容。中國有自己的國家利益，但是，如何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不對人類造成更多的負外部性，處理好中國國家利益與世界環境利益之間的關係，需要從國際關係和國際戰略層麵仔細探索。
一、氣候變暖、減排措施對中國發展的影響
由於經濟的快速發展和化石能源的使用，中國目前已經成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中國的溫室氣體減排問題是近年來國際氣候談判的焦點。一方麵，作為一個地域廣闊、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氣候變暖對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影響，尤其是生態脆弱地區的貧困人口深受其害。另一方麵，減少二氧化碳排放必須尋找替代能源和技術，引起的成本上升，同樣會對中國的發展造成巨大的影響。近年來，中國已采取了多項措施進行節能減排，正在探索低碳發展的模式。
（一）氣候變暖對中國的影響
全球氣候變暖對中國的可持續發展是一個前所未有的挑戰。中國自然條件差，自然災害較多，生態環境脆弱，氣候變化帶來的破壞性對中國的自然資源和農林牧業的影響很大。中國的貧困地區與生態環境脆弱地帶高度重疊，屬於全球氣候變化的高度敏感區。中國的貧困人口也已經成為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者，在生態敏感地帶人口中，74%的人生活在貧困縣內，約占全國貧困縣總人口的81%，中國赤貧人口有95%生活在內地生態脆弱地區。近幾年，幹旱、冰雹、暴雨等極端天氣頻繁出現，已經敲響了氣候變化的警鍾。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的研究表明，2001—2006年，中國每年因災損失的糧食從20世紀50年代的每年380萬噸猛增到3400萬噸。如果全球氣溫升高2℃~3℃，到2050年中國的糧食產量將會下降20%，北方地區和部分河流年徑流量會減少2%~10%。目前，青藏高原凍土融化和冰川雪線上升，已經開始讓三江源這個“中華水塔”受到嚴重威脅。氣候變暖致使喜馬拉雅山冰川麵積變小，由此，中國將有2.5億人口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特別是完全依靠冰川提供淡水的居民。而全球變暖引起的海平麵上升，將對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和環渤海地區這三大中國經濟的精華地帶構成直接威脅，有可能導致的損失是無法估量的。
在中國內部的不同地區，氣候變化帶來的“馬太效應”式損害也已經顯現出來。綠色和平組織與樂施會對甘肅永靖、四川馬邊和廣東陽山3個典型貧困縣的調查表明，氣候變化已成為我國貧困地區致貧甚至返貧的重要原因。95%的中國絕對貧困人口生活在生態環境極度脆弱的地區，已經成為氣候變化的最大受害者，他們無法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反而要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種種跡象表明，中國作為世界人口最多、地域遼闊的國家是全球氣候變暖的最大受害者。因此，無論是從自身的利益，還是從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出發，中國都願意在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的世界行動中采取更加積極的政治態度和更加主動的實際行動。
（二）減排措施對中國的影響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在《京都議定書》框架下不承擔二氧化碳減排的義務。但是從2006年以後，荷蘭環境評估署的二氧化碳排放報告將中國列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國，2011年中國占全球碳排放的28%，其餘排放大國的情況是美國占16%，歐盟占11%，印度占7%。激增的排放量讓中國成為世界“眾矢之的”，越來越多的聲音要求中國為國際氣候變化承擔責任。那麼中國減排的困難在哪裏呢？
減排溫室氣體主要有兩種對策：一是“固定化對策”，使已生成的二氧化碳變為其他物質，防止其向大氣中排放，目前除森林碳彙外，其他技術尚在探索之中；二是“排放控製對策”，就是控製減少化石燃料消耗，以抑製二氧化碳排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