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普頓使用伯克利研究組1991年報告的數據，按不同的輸入順序反複計算，獲得了1000種相同的樹狀圖。結果顯示兩大分支中原來屬於非洲類型的一支還含有非洲以外的類型。這似乎表明非洲單倍體類型可能是獲得性的，而非洲以外的類型更為古老。坦普頓指出這一結果也並非是最佳的選擇，最終的結果應在分析全部的運算結果後才能得出。但這一結果可以證明係統分析還不能為“夏娃理論”提供支持。其次，伯克利研究組提出的支持現代人mtDNA祖先起源於非洲的另一個證據，是非洲人較歐洲人和亞洲人擁有更大的mtDNA序列歧異率。坦普頓認為伯克利研究組的兩篇報告都未能在充分的統計分析基礎上估計mtDNA序列歧異率。他們據此估算的非洲人、亞洲人和歐洲人mtDNA分子平均每個核苷的歧異率分別為0.47%、0.35%和0.23%。而坦普頓重新計算的結果分別是0.46%、0.46%和0.44%，因此，坦普頓認為：非洲人具有較大的mtDNA序列歧異率的說法是錯誤統計計算的結果。根據以上兩點，坦普頓提出現代人mtDNA祖先起源於非洲的結論是不可靠的。
第二，關於現代人mtDNA起源時間問題。伯克利研究組根據種內特異和種間特異計算獲得的現代人mtDNA祖先起源時間分別是14萬至29萬年和16萬至24.9萬年。但坦普頓認為這兩個數據範圍都不可靠。他指出最重要的誤差來自對進化本身的認識。連接現代人類mtDNA到一個單一的共同祖先是一個隨機的過程，並受到遺傳突變的很大影響。即便按照分子鍾（Molecular clock）的假設，每一個單倍體類型的突變積累是遵循泊鬆過程（Poissonprocess），而並不是按照一個恒定的速率進行積累。即使每一個人類mtDNA序列都被測定，歧異率也準確地計算，分子鍾按照理想的泊鬆過程運轉，其接合時間仍會有相當大的不確定性。因此，進化的隨機性給我們進行準確的年齡估算帶來了固有的限製，並且還不可能用增大樣品，增加遺傳分辨率，或更精確地計算完全克服這種限製。坦普頓認為起源時間誤差的另一個來源是歧異率的估算。伯克利研究組1987年報告以2%～4%的歧異率計算出起源時間為16萬至24.9萬年，但根據其文，實際的歧異率範圍應為1.8%～9.3%。如此，則計算出的年代範圍為3.3萬至67.5萬年。
關於伯克利研究組1991年報告以400萬至600萬前為人類與黑猩猩的分支時間來估算人類mtDNA序列歧異率，坦普頓認為這一時間不可靠。他指出有研究證明人類與黑猩猩的分支時間為距今900萬年。據此計算，則人類mtDNA祖先起源的時間為23.5萬至55.4萬年。最後，坦普頓指出：雖然關於人類mtDNA祖先起源的時間還有許多不確定性，估計不大可能少於10萬年，但應大大早於20萬年。
第三，關於來自非洲的現代人祖先取代世界各地原住居民的問題。坦普頓指出mtDNA或核DNA的研究結果都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在過去近百萬年中，居住在歐洲和亞洲的人類之間具有一定程度的基因交流。此外，世界各現代人群之間所具有的差異有些可能在現代人類mtDNA祖先接合點之前就已存在。因此，難以支持現代人的非洲祖先完全取代各地原住居民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