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南朝中原風格也較多地滲入在敦煌佛教藝術之中。尤其是太和改製後一直到隋代，壁畫中的人物形象已基本上是褒衣博帶、神情飄逸的“秀骨清像”，一派中原士大夫的神情了。最能體現這一風貌的是這個時期著名的佛畫家顧愷之、陸探微。
顧開創了“清羸示病”的維摩詰形象，陸發展而為具有一代審美風範的“秀骨清像”。
此外，戴逵的“神明太俗”、曹仲達的“曹衣出水”、張僧繇的“麵短而豔”，也對佛教藝術的中國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雲岡石窟同樣顯示出這一特征。它形象地記錄了印度及中亞佛教藝術向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曆史軌跡，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國逐漸世俗化、民族化的過程。多種佛教藝術造像風格在雲岡石窟實現了前所未有的融會貫通，由此而形成的“雲岡模式”成為中國佛教藝術發展的轉折點。雲岡中期石窟出現的中國宮殿建築式樣雕刻，以及在此基礎上發展出的中國式佛像龕，在後世的石窟寺建造中得到廣泛應用。雲岡晚期石窟的窟室布局和裝飾，更加突出地展現了濃鬱的中國式建築、裝飾風格，反映出佛教藝術“中國化”的不斷深入。孝文帝元宏於493年遷都洛陽，龍門石窟便代替雲岡石窟成為佛教造像的中心。北魏龍門石窟造像是中國北方佛教藝術漢族化的重要裏程碑，以雲岡石窟為代表的早期佛教造像所包含的外來因素，被強大的漢族傳統藝術融和消化了。如果說古陽洞中最早的佛像還明顯有外來影響的餘韻，那麼稍後一些造像這種餘韻已開始消失，洞中主佛及兩旁菩薩已完全是褒衣博帶、神情飄逸、秀骨清像的神態。從此，褒衣博帶、秀骨清像、溫文爾雅、親切藹然的造像風格風行了北魏全境並影響其後的各代乃至隋唐，先後達400餘年。除敦煌、雲岡、龍門外，魏、晉、南北朝時期開鑿的石窟還有龜茲石窟、麥積山石窟、炳靈寺石窟等。在這些石窟中，中國化的特點也有體現。佛教藝術日趨中國化，改變了佛教藝術的本來麵目，也使中國傳統藝術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新氣象。
經魏、晉、南北朝的發展，佛教到隋唐實現了一大飛躍，由以往吸收消化印度佛教為主，轉而為獨立創造中國式的佛教為主。隋文帝統一南北朝後，即下詔在五嶽勝地修建寺院各一座，並恢複了在北周禁佛時期所破壞的寺院、佛像。在都城大興城建立了執行佛教政策的國家寺院——大興善寺。煬帝繼文帝的保護佛教政策，在揚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場等，作為傳播佛教的據點，並繼續發展前代的譯經事業，佛教十分興盛。盡管隋代隻存在了37年，但卻將佛教及其藝術推到又一高度，並起著從魏、晉、南北朝到唐代的橋梁作用。唐朝帝王雖然自稱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後裔，尊崇道教，但實際上是采取道佛並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據、平息騷亂時，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後，下詔在全國“交兵之處”建立寺刹，並在大慈恩寺設譯經院，延請國內外名僧進行譯經、宣化事業，培養出了大批高僧、學者。高宗繼位後，在帝都和各州設官寺，祈願國家安泰；武則天更令各州設大雲寺。終唐之世，佛教僧人備受禮遇，賞賜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肅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宮門，封肅國公；入寂後，代宗廢朝三日，以示哀悼。在唐時有大批外國僧侶、學者來我國從事傳教和譯經事業，中國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義淨）不辭艱辛去印度遊學。中國佛教宗派開始傳入朝鮮、日本、越南和訶陵（今印度尼西亞），加強了中國與亞洲其他國家的宗教、文化和商業的關係。但是，到了會昌五年（845），由於社會、經濟等各方麵的原因，發生了大規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沒收寺院土地財產，毀壞佛寺、佛像，淘汰沙門，勒令僧尼還俗，佛教受到極大的打擊。
隋唐佛教義學蓬勃發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創立的天台宗；吉藏創立的三論宗；玄奘和窺基創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礪和懷素分別創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東塔三家；由北魏曇鸞開創，隋代道綽相繼，而由唐代善導集成的淨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別創立的禪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葉後又陸續出現“禪門五家”，即溈仰、臨濟、曹洞、雲門和法眼五派；法藏創立的華嚴宗；由印度僧人善無畏、金剛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這些宗派創立之後，隨著隋唐中國對外交通的開拓，不久即傳播海外。